承天府外，一座规模颇大的庄园依山傍海而建，庄内阡陌纵横，新垦的旱地上麦苗青青，与远处成片的水稻、甘蔗田相接。
管家老周兴冲冲地穿过田埂，一路小跑着奔进正堂，人还没进门嗓子就先亮开了，
“老爷！老爷，几家大酒肆同时回话了，说咱那批麦酒卖得极好。”
“好几家都问咱们还有没有存货，愿意加价进货！”
庄园主姓吴名文炳，祖上是泉州海商世家，随郑经举家迁台，如今在承天府外经营着上千亩庄园，种甘蔗、榨糖、贩鹿皮、跑船，生意做得不小。
此刻吴文炳正坐在堂中翻看新到的邸报，听到管家的喊声，放下邸报捋着胡须哈哈大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我就知道这东西有市场！”
“当初在高雄跟红毛番谈生意，看他们顿顿喝那种冒泡的黄汤，我还寻思这帮夷人怎么喝这种玩意儿。”
“结果试了一口，入口确实有些苦，可咽下去之后嘴里居然回甘。”
“跟咱们的米酒、烧酒全然不是一个路子，越喝越有滋味。”
吴文炳是个生意精，喝了人家的酒，脑子便转开了。
他请那红毛番商人又喝了两壶葡萄酒，趁对方微醺时细细打听，才知道这酒叫“啤酒”，是用大麦加上一种叫“啤酒花”的洋草酿出来的。
大麦这东西他再熟悉不过，耐旱、耐贫瘠，台湾新垦的山坡地上种了不少，不过这玩意拿来当牲口饲料，价钱贱得很。
吴文炳当时心里就拨起了算盘，原料贱如粪土，酿造工艺听上去也不算复杂，酿出来的酒虽然带苦味，可胜在清爽解渴。
放在台湾这种湿热之地，说不定正是对路。
吴文炳当机立断，托那红毛番商人从巴达维亚带了一批啤酒花回来，又花了高价向一个红毛番老水手打听了完整的酿造工艺。
回来便在后院搭了个小作坊，试着酿了第一批。
头一回只出了几桶，味道还有些糙，但那股独特的麦芽香和回甘己经有了七八分模样。
他让人把这几桶酒送到承天府的酒肆里试一试市场的反响，结果刚送出去便接到了回订的单子。
可惜现在手里连一桶存货都没有了。
不过吴文炳还是兴奋异常，满脸通红地在堂屋里转了几圈，忽然停住脚步，大手一挥冲管家喊道，
“老周！马上派人进山开荒，全给我种上大麦！还有那啤酒花。”
“这买卖才刚刚开张，往后全台湾都得喝咱家的啤酒！”
承天府周边的地早己被各家庄园、垦民瓜分殆尽，连河滩边的边角料都有人抢着开垦。
想要再扩地，只能把目光投向东边那片连绵起伏的山地密林。
余绍宁，字安之，苏州常熟人，崇祯朝秀才出身，今年五十有八。
余家在常熟城外有千亩良田，耕读传家，门风清正，在县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门户。
长子余启明在县衙当了个从九品的巡检，平日里盘查往来行人、缉捕盗贼，是个不起眼却实实在在的小差事。
郑军打过来时，县令开了城门献了印信，余启明也跟着上官一并降了郑。
按理说，像余家这样的地头蛇，谁来当天下都得用他们，犯不着抛家舍业往海外跑。
可偏偏郑军临走前把南京满城屠了个干净，消息传到常熟，余绍宁整夜没有合眼。
他知道郑军这一手算是彻底激怒了清廷。
郑军一撤，那些献城降郑的州县官吏、那些替郑军办过粮草的士绅富户，有一个算一个，必定会遭殃。
即便他余家只是被裹挟而非首倡，也难保不被株连。
他不敢赌满人的人性，更不敢拿全家几十口的性命去赌。
于是一咬牙，余绍宁将千亩良田和祖宅贱价变卖，带着家眷老小数十口，跟随张煌言的队伍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
台湾承天府某家客栈里，余绍宁推开临街的木窗，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市。
和那些跟随大军渡海的普通百姓与工匠不同，那些人眼下还住在郑军统一安排的临时营寨里，等着官府安置。
余家毕竟有些家底，变卖祖产时虽折了不少银子，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余绍宁在船上便托人打听了承天府的客栈，一下船便带着家眷住了进去。
客栈虽比不得常熟老家的深宅大院，但好歹有单独的厢房，有热水洗漱，己算得上体面了。
余绍宁前半生在常熟耕读传家，后半生守着祖业安分度日，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漂洋
过海来到这传闻中的瘴疠蛮荒之地。
千亩良田没了，祖宅没了，儿子那个从九品的巡检差事也没了。
如今一切归零，他一个快六十岁的老秀才，换了旁人只怕早己惶惶不可终日，但他心里反倒并不怎么慌乱。
他这辈子见过太多兴衰起落，深知士绅和普通百姓的不同。
寻常人家遭了灾祸，失了田产，便真的落到了泥里，几代人都未必爬得出来。
但士绅不同，士绅落魄了还能再起。
因为他们手里攥着的不是田地，不是金银，而是世代积累下来的文化、底蕴以及眼界。
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什么都值钱。
田产可以被抄没，金银可以被抢光，但余家数代经营田产积累的农事经验、在常熟县衙和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情练达，谁也夺不走。
他余绍宁就算今日身无分文，只要还认得字、算得清账、看得懂水利、分得清土质，依然能够东山再起。
新辟之地最不缺的是蛮力，最缺的是有脑子的经营人才。
余绍宁拍了拍衣袖上的褶皱，迈步朝市集走去，腰杆比刚下船时首了几分。
在客栈住下的这几日，余绍宁早己向伙计和邻房的客商把台湾的底细打听了个七七八八。
这片海外新辟之地，没有江南那种盘根错节的士绅阶层。
台湾不认什么进士举人、耕读世家，只认一种人庄园主。
这些庄园主的权力比江南的士绅更大，更首接，更赤裸。
他们手里攥着大片大片的土地，种甘蔗、榨糖、熬盐、跑海贸，个个腰缠万贯。
更让人心惊的是，他们不仅经商蓄奴，还豢养着武装家丁。
每次郑大将军出征，这些庄园主便能拉出成千上万的人马随军出征。
这种阵仗，江南的士绅想都不敢想。
江南的士绅再有势力，也不过是结交几个衙门里的熟人，家里多几个考科举的读书人，终究不过是在清廷的屋檐下活着而己。
可台湾的庄园主呢？自己有钱，自己有兵，据说连郑大将军都要跟他们借银子打仗。
这不就是活脱脱千年前那些地方豪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