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科之后的文科班，还是原班人马，只是从三楼搬到西楼。
班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程梨留下来了，周凯铭去了一楼理科班，走那天，他把两袋辣条重重拍在我桌上：
“祁岁，我要去理科班了，以后罩不了你了，有事找季安！”
“谁要你罩。”我白了他一眼，心里却有点发酸。
程梨在我们斜对面坐下，安静地收拾着书桌，没说什么。
搬教室那天，季安一个人把所有重的东西都扛上了楼——装满了书的纸箱、装了半箱卷子的袋子，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粉色书包。
那书包是程梨的。她站在楼梯口，看着季安二话没说把她的书包也拎上去，张了张嘴，到底没说话，只轻轻别过了头。
西楼的教室比三楼亮堂，窗户外正对操场。吊扇是新的，转起来没有那种吱呀的老动静，安安静静的。我抱着自己的书箱，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鬼使神差地，把最后一排那张桌子让给了他。
“你坐前面还是后面？”
“我在哪都行。”他说，把书箱放在我身后那张桌上，“反正在你后面，习惯了。”
窗外的三月风灌进来，吹得分科名单哗啦哗啦响。那张名单被贴在公告栏上，我和他的名字中间，只隔了一块同学的头。
一个是一行第二，一个是一行第三。
我盯着那两个挨在一起的名字看了很久，心里高兴得冒泡，半点没想过——这两个字后面排着的，是一整个我根本不认识的未来。
三月的路，好像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每天清晨我照旧多带一个苹果、一瓶豆浆，摆在他桌上。他照旧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空瓶子折好，放回我桌角。我们和从前一模一样，前后桌，讲题，晚自习，操场。
变化是从别人眼里开始的。
新教室的人不多，文科班拢共三十来号人，程梨坐在斜对面，沈栀坐在窗边。人少了，眼睛就密了。慢慢地，我总觉得有一道道目光，黏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比春天的柳絮还缠人。
那天晚自习下课，程梨堵在走廊上等我去接水，笑吟吟地问我：“祁岁，你跟季安，是不是在一起了？”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她歪着头，“全班谁看不出来呀。你俩每天吃早饭跟一对似的，晚自习你俩凑一个灯，操场上你俩并排走。连体婴都没你们黏。”
我脸烧起来：“那、那是我们关系好！”
“关系好到这种程度？”程梨啧了一声，“祁岁，你掰着手指头数数，班里几双眼睛盯着你俩看。”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回到教室，沈栀正坐在窗边看书。我过去，压低声音问她：“沈栀，你说……班里是不是都看出来了？”
沈栀抬起头，看了我两秒，那个眼神干净得吓人。
“看出来什么？”她问。
“就是……我跟季安……”我磕磕巴巴，“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俩……”
“他们不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沈栀合上书，“他们只是看得见，季安待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心跳漏了半拍：“哪、哪不一样。”
“别人问他题，他讲完就走了。你问他题，”沈栀慢慢说，“他能把一条路，翻来覆去给你讲三遍。”
我低着头，不说话了。
沈栀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我那时候看不懂的东西，最后她只说了一句：
“祁岁，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他待你好，和待别人好，不一样。这中间差着的东西，够一个人用一辈子去还。”
当时的我，只顾着心慌和脸红，把这句话，一个字都没往心里去。
窗外的风把夜色吹得透亮。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回头看了一眼。
季安正低头写题，灯落在他侧脸上，安安静静的。
我慌忙转回去。
三月的路太短了。
短到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喜欢”这两个字的份量，夏天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