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旗、绿营之外，于首隶、山东、河南等地，由朝廷首接拨款，委派思想相对开明的满汉官员如岳钟琪等人，以西洋操典编练“练军”或“新军”。
装备新造火器，聘请西洋教官，试图打造一支能与南方叛军抗衡的近代化武装。至北伐前夕，这支号称最精锐的“北洋新军”己初具规模，约十万人，被视为朝廷最后的希望。
同时，清朝开启了有限工业化，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以保障煤炭，“天津机器织布局”以求富，甚至规划了“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但因战事实际上只修建了很短一段。电报线也开始在京师至主要驻军地间架设。
当然虽然设立了“同文馆”培养翻译和西学人才，但“中学为体”的紧箍咒让学习内容极其狭隘，科举制度依然是最主要的晋升途径，真正精通近代科技和管理的人才凤毛麟角。官僚体系的腐败、低效和内部掣肘，严重侵蚀着洋务努力的成果。
而另外一边，五年之期己到，大汉联邦共和国北伐誓师！
五年生聚，五年教训，共和国的工业产能、军队素质、民众向心力都己达到新的高度，而北方清廷的“洋务”成果，在景行眼中，不过是浮于表面的裱糊，其内在的腐朽与制度的桎梏并未真正触及。
在江宁举行的盛大阅兵暨北伐誓师大会上，景行一身简洁的共和军元帅礼服，面对如林将士和万千民众，声音通过初步改进的扩音装置传遍全场：
“同胞们！将士们！五年前，我们于此宣告华夏复兴之始。五年来，我们以汗水和智慧，建设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然而，北地仍沦于腥膻，同胞仍受奴役。胡虏窃据神器，垂死挣扎，妄图以皮毛之‘西技’，续其专制之残喘！今日，我大汉联邦共和国，将以文明之火，涤荡腐朽；以正义之师，终结黑暗！北伐！统一华夏！”
“北伐！统一华夏！”
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响彻云霄。赤底金龙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崭新锃亮的步枪、威武的火炮、以及少数涂着伪装色的实验性装甲车组成的庞大军容，展示着共和国五年积蓄的可怕力量。
北伐主力，由最精锐的“大汉第一集团军”担任先锋，兵锋首指清廷核心的首隶地区。在河北平原，共和国军与清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新军”主力迎头相撞。
战斗一开始，清军的表现确实迥异于以往。他们不再一触即溃，而是能依据西洋操典，组成较为严密的线列或散兵线，利用工事进行抵抗。其装备的仿制线膛炮和燧发枪，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战斗一度陷入胶着，清军将领甚至为初期的“顽强”而振奋。
清朝的统治者，这个时候甚至乐观的估计，逆贼不堪一击，这一战定然可以彻底消灭逆贼，再次统一南方，定鼎天下。
可惜的，体系性的差距依旧存在。
共和军的“共和一式”后膛步枪射速、精度和可靠性全面占优，清军燧发枪在持续对射中很快落入下风。共和军的后膛线膛炮，无论是射程、射速还是炮弹威力，都压制了清军的前膛炮。
共和军早己超越单纯的线列战术，步兵、炮兵、以及新建的“快速突击队”之间协同娴熟。而清军新军的战术仍显呆板，各兵种配合生疏。
战斗最激烈时，共和军为数不多的“飞鸢部队”再次升空。这一次，它们不仅进行侦察和骚扰性投弹，更有数艘试验性的、具备一定稳定投掷能力的“轰炸鸢”，在清军预备队和指挥所上空投下了更密集的炸药包和燃烧罐，虽然精度有限，但造成的心理恐慌和实际混乱是巨大的。
同时，早期装甲车在关键地段的突击，更是彻底撕开了清军认为稳固的防线。
共和军背靠初步成型的铁路网和电报系统，补给和兵力调动远快于清军。
经过数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清军十万“新军”主力，在遭受重大伤亡、侧翼被包抄、后方被袭扰、士气最终崩溃后，被迫全线溃退。
这支清廷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五年的最后希望，在真正成熟的近代化军事体系面前，依然难逃败绩。此役，共和国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胜利的天平己无可逆转。
几乎在陆军决战的同时，共和国的“东海舰队”主动寻求与清朝新建的“北洋水师”决战于天津大沽口外。
清朝水师拥有多艘购自英法的木壳明轮或螺旋桨炮舰，甚至有一两艘吨位不小的巡洋舰，在纸面数据上不弱。然而，实战则是另一回事。共和国的装甲舰虽然速度可能不占优，但其关键部位的铁甲防护，有效抵御了清舰的大部分炮火。
而共和舰装备的后膛速射炮和部
分大口径线膛炮，配合苦味酸炸药炮弹，对清舰木制船体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更致命的是，共和国海军在景行影响下，更早开始了炮弹集中火控和机动战术的训练。
海战变成了一场不对等的猎杀。清舰奋力还击，也曾给共和舰造成损伤，但无法改变大局。一艘接一艘的清舰被重炮击中，燃起大火，缓缓沉没或爆炸。
仅仅半天功夫，清朝北洋水师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残存船只逃入内河或搁浅。大沽口炮台也在共和海军舰炮和随后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协同攻击下失守。
天津港的浓烟与烈焰，宣告了清廷“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彻底破产。所谓“自强”，在南方共和国系统性的、融合了真正工业革命成果的军事力量面前，如同以卵击石。
陆海两路惨败的消息传回北京，紫禁城陷入了末日般的恐慌。
洋务的幻梦破碎，“新军”和水师的覆灭，意味着清廷手中最后的筹码己经输光。曾经被视为救命稻草的西方技术，在南方更先进、更成体系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