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行看着那幅留下的白帛，面色沉静，无喜无怒。
他缓缓将其卷起。
“北投胡虏，妄借夷狄之力以制华夏？”
景行低声自语，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弧度，“也好。正愁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来犁庭扫穴、清算旧账时，连你们这‘世修降表’的祖庭，一并涤荡。”
“这儒家，这天下，是到了该好好清扫一番，看看哪些是真正能用于强国富民的精华，哪些又是该扔进故纸堆的朽木与枷锁的时候了。”
儒家在设计之初，充满了一种理想性，可惜的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固化。
孔家人自负圣人血脉，却没有孔子那份兼济天下的勇气。
南孔的北逃与宣言，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它未能阻止景行的步伐，却将南北之间的对立，从单纯的军事、政治层面，骤然拉升到了更为深刻、也更为危险的文明道统之争的高度。
南孔北逃、斥责朝廷“背弃天命”的言论，起初确在江南士林与部分保守民众中引发了一阵不安的骚动与议论。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尊儒”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扭转。
在这片土地之上，虽然说神权没有凌驾皇权之上，但儒家逐渐发展成儒教，对于皇权，对于天下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景行并未急于在言辞上争辩“天命”归属。
他深谙一个更朴素的真理：民心如水，载舟覆舟，实惠比空言更有力。
他一方面通过东厂与新设立的宣政司，引导舆论，用确凿证据持续揭露南孔劣迹，消解其道德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实实在在的富民强国新政之中。
景行顶住国库压力，毅然下令全面降低农业税赋，尤其是对自耕农和小户的征收额度。同时，严厉清查田亩，确保税负公平，打击偷漏。
政策颁布之初，曾有官员担忧财政收入锐减，但景行力排众议：“民富方能国强。竭泽而渔，非长治久安之道。”实实在在减负的政令传到乡间，百姓奔走相告，对朝廷的信任与拥护开始悄然生根。
景行深知，仅靠减轻农负无法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强军梦想。他的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海洋。凭借记忆中那些海上贸易帝国的蓝图，他大力鼓励手工业发展，官营与私营并举，使得南汉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等物产在精益求精中更添竞争力。
同时，他以朝廷为主导，整合民间资本，组建起一支规模庞大的远洋船队，配备改进的航海罗盘与坚固海船，重开“海上丝路”。精美的汉家货物远销南洋、天竺乃至更远的大食，换回巨量金银、香料、珍奇与急需的某些原料。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迅速充盈了国库，成为财政收入的新支柱，使得景行有底气持续减轻农业负担，形成良性循环。
自秦汉以来，华夏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始终徘徊于黄河中下游。但数百年战乱，尤其是胡族长期占据北方，导致中原残破，人口大量南迁。而南汉这五年的稳定发展与景行有意识的建设，使得江南的潜力被空前激发。水利兴修，良田垦殖，工商繁荣，港口吞吐不息……
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向南方倾斜，超越残破的北方，己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应天不仅是政治中心，更在快速成长为富甲天下的经济心脏。
有了充裕的财力支撑，景行的强军计划得以全力推进。新式练兵之法全面铺开，服役、待遇、退伍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吸引大量青壮踊跃参军。五年时间，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且忠于国家的新式陆军被锤炼成型，常备兵力稳步增至三十万。
与此同时，景行高度重视工匠技艺，设立“将作院”，汇集巧匠，不计成本地改进炼铁、锻造、弓弩乃至开始探索火器应用。军队的战斗力与技术水平，与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就在南汉蒸蒸日上之际，北方的羯赵却陷入了权力继承的腥风血雨。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大将拥兵自重，当年被武力压服的各族仆从军及地方势力也蠢蠢欲动，偌大的北赵帝国烽烟西起，自顾不暇。这给了南汉宝贵的、长达五年的战略发展窗口期。
五年，弹指一挥间。
在景行总揽朝政、近乎独裁的高效运转下，南汉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朝堂之上，务实干练的新官僚体系逐渐取代了旧时代的暮气；市井之间，商业活跃，百姓生活肉眼可见地改善；乡野之地，农人安心耕作，负担减轻；军营之中，士气高昂，剑戟如林。
国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增强，如同一条蛰伏己久、开始舒展筋骨的巨龙。
这一日
，景行站在重新扩建的丞相府高台之上，手中是各地送来的丰饶财报与军备简报，耳边是市舶司汇报的又一批海船满载归来的消息。他望向北方，目光似乎穿越了千山万水。
五年的和平发展即将结束，北赵的内乱似乎也接近尾声。南方的巨龙己然苏醒，羽翼渐丰。
下一次的南北碰撞，将不再是绝望的守城，而是……统一。
“差不多了。”
景行轻声自语，手中的简报被江风吹得猎猎作响。
五年生聚，五年教训。国库充盈，仓廪殷实，甲兵犀利，士气如虹。
北伐之时机，己然成熟。
这一日，景行身着玄色元帅戎装，佩剑入宫，向皇帝刘烈正式呈上《请北伐中原表》。这五年来，刘烈见国势日隆，外患暂息，那深植于骨子里的安逸性情便又占了上风。他早己将国事尽付景行，自己重拾书画宴游之乐，甚至比以往更为沉迷，大有一副“盛世天子、垂拱而治”的逍遥模样。
景行步入殿时，刘烈正与宫人嬉戏，闻听丞相觐见，才稍整仪容。他接过那封以火漆密封、沉甸甸的奏表，展开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