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到此寄存，公司代为保管，并可领取面值不等的“爱国购物券”，用于购买国货专柜商品。ｈ|ｕａｎｘｉ-aｎｇjｉ.!ｃ$ｏｍ同时，公司宣布，暂停所有新的英货采购，并将库存英货移至后台，不再公开陈列销售。
这一举措，巧妙地顺应了民意，又避免了直接对抗和巨大损失。郭琳爽还私下联络其他华商百货、绸布庄、五金号，倡议组成“国货推广联盟”，共享货源，互相声援。
效果立竿见影。前往“国货专柜”选购的人流络绎不绝，许多市民以购买和使用国货为荣。而“英货寄存处”也收到了一些“觉悟了”的市民送来的英国花布、洋皂等物，虽然数量不多，但象征意义巨大。
永安公司的声誉不降反升，被誉为“爱国商家”。其他华商纷纷效仿，一时间，“国货”成为上海消费市场最时髦、最政治正确的选择。英国商品的销售渠道，在零售端被迅速堵塞。
而在抵制运动的高潮中，不仅是大公司和码头工人，中小商人和普通市民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坚决性。ｌｋ#ｙ^ｕ=ｅｄｕ.-cｏｍ
“老介福”是上海一家老字号绸缎庄，老板姓周，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以往，他的店里也卖部分英国进口的洋绸和毛料，利润不错。抵制运动开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风向，立刻行动。
他不仅将所有英货下架封存，还找来手艺最好的裁缝师傅，用上等的杭纺、湖绉、苏缎，精心模仿甚至改良英国流行款式，制作成旗袍、长衫、西装。他在店门口挂出巨大横幅：“完全国货，比洋货更靓！支持国货，就是支持中国！”
同时，他联合附近几条街的绸布店、成衣铺，组成“南市国货绸布同业会”，约定统一不进不卖英货，互相调剂国货货源，并组织学徒和店员上街宣传。
周老板还让自己读过新学的儿子，撰写通俗易懂的传单，说明英国封锁如何危害民族工业，购买国货如何利国利己。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ｃｍｓ.ｏ+ｒｇ这些传单在茶馆、澡堂、弄堂口广泛散发。
甚至连市井小民也参与进来。家庭主妇们相约不去卖英国面粉、白糖的洋货店，转而光顾本地粮栈和南货店。茶馆酒楼的老板，宣布不再供应英国香烟和啤酒。
学生们组织纠察队，在商业区巡视，发现商店橱窗还有英货陈列，便上前劝谕，或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一种“抵制英货为荣，使用英货为耻”的社会氛围，在上海迅速形成并不断强化。
当上海等南方口岸的抵制运动如火如荼时，北方，在革命政府控制下的天津、营口等海关，另一场直接针对英国行政特权的“攻坚战”也同步打响。
天津海关，曾是英国控制中国财政的重要象征。高级职位如税务司、副税务司、各口主管，多为英国人把持，他们待遇优厚，地位超然，掌握着关税征收、货物查验、港口管理的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中之国”。
周鼎甲的命令下达后，革命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李宏龄亲自坐镇天津。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驱逐”，而是以“革命政府海关机构改革与效能评估”为名，召集全体外籍职员开会。
会议上，署长面无表情地念了一份名单：“根据近期工作考核及革命政府对海关职员的新标准（包括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对革命政府政策的理解、工作效率、廉洁程度等），以下职员未能达到要求，现决定予以辞退。即日起办理交接手续。”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紧接着是负责货物查验、船舶管理、会计审计等关键部门的七八名英国高级帮办。
会场一片哗然。被念到名字的英国官员目瞪口呆，继而愤怒抗议。“这是污蔑！政治迫害！”
“我要向朱尔典公使抗议！这是破坏条约！”
“你们无权这样做！海关是国际共管的！”
署长只是冷冷地抬了抬手，示意卫兵维持秩序：“辞退决定已经做出，不可更改，账目审核后，各位的薪金和补偿会按照合同结算。交接期间，请配合华员同事工作。任何阻挠、破坏交接或散布不当言论的行为，将依法处理。”
会议结束后，这些被辞退的英国官员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钥匙已被更换，文件柜被贴上封条等待核查，平时毕恭毕敬的华员下属们，此刻都面无表情地执行着新署长的命令。
当他们气急败坏地冲出海关大楼，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闻讯赶来的学生和市民，举着“收回海关主权！”“驱逐帝国主义把持者！”的标语，对着他们发出嘘声。
与此同时，一队约三十人的天津警察，穿着笔挺的黑色新式警服
，臂章鲜明，在一个名叫赵铁生的警官带领下，出现在英租界与华界交接的栅栏口。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整整两个营全副武装但未打出旗帜的革命军士兵，静静停在几十米外，机枪蒙着帆布，但威慑意味不言自明。
英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拦住了他们，用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