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素养的同志前来观察、研究，甚至进行有限的交流与合作。ｋ&aｎｓｈｕｈｅｚｉ!.-ｃｏ~ｍ不是认可其制度，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样本。
同时，我们也应该借此机会，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自身理论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比如，对后发国家治理复杂性的估计不足，对权力制约机制具体设计的忽视等。”
信的结尾，卢森堡写道：
“……火车即将驶入北京站。这座古老的都城正在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登基大典做准备。周鼎甲将加冕为‘中华帝国皇帝’，但根据他透露的些许信息，这个皇位将被套上前所未有的枷锁。
一场宏大而危险的政治实验即将拉开帷幕。而我，罗莎·卢森堡，有幸成为最初的见证者之一。我的心情复杂，但我的头脑告诉我：关注它，研究它，思考它。因为这关乎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命运。”
她签下名字和日期，将厚厚的一叠信纸小心装入信封。９５$ｋａ|ｎｓｈｕ.#ｃｏ~ｍ这封信将通过外交邮袋，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欧洲，送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等同志的手中。
她知道，这封信将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激起怎样的波澜和争论，但她更知道，有些思考，必须开始。
……
紫禁城依旧巍峨，但它的主人即将更迭，而游戏规则也将被彻底改写。前门外，原清政府留下的建筑物旧址被大幅扩建修葺，挂上了崭新的匾额——“中华帝国国民议会”。
1913年4月5日，中华帝国国民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会场内，气氛庄重而奇异。穿着长袍马褂的旧式士绅、穿着鼎甲装或西服的新式官僚、穿着戎装佩戴勋章的将军、穿着工装或短打的“团体代表”、甚至还有几十位金发碧眼的外国顾问……济济一堂，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景观。
周鼎甲没有坐在高高在上的主席台正中。ｅ!ｚｋ@ａ*ｎｓｈｕ.ｎｅt他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与几名核心将领和顾问在一起。这细微的座位安排，已经暗示了某种新的权力姿态。
开幕式简短而务实。没有冗长的致辞，议会临时主席黄遵宪宣布会议开始后，周鼎甲便第一个登台，做了题为《当前时局与建国方略》的报告。
报告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周鼎甲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辞藻，他用平实甚至有些粗粝的语言，向代表们分析了国际形势的险恶，国内面临的巨大挑战（贫困、愚昧、工业落后、边疆不稳），以及新政权的基本施政思路：强军、实工、兴农、重教、安民。
他坦承前路艰难，坦承国家一穷二白，坦承官员中会有“张德才”这样的蛀虫，他引用了茅草屋的例子，声音沉重：“如果我们坐在北京城里，就忘了还有老百姓一家几口只有一条裤子穿，那我们这个新朝廷，和过去的旧朝廷，又有什么区别？我们流的血，又有什么意义？”
会场一片肃静。许多代表，尤其是那些来自地方、见识过民间疾苦的底层代表，深受触动，他们也无比感动，有这样的皇帝，天下必然大治！
报告最后，周鼎甲提出了未来七年的主要目标：初步完成国防工业体系布局，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普及初级小学教育，完成全国人口土地清查，稳定边疆，改善基本民生。
“这些目标不高，甚至很低。”周鼎甲看着台下，“但需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做。需要各位代表监督政府，需要天下百姓给我们时间。我周鼎甲在这里保证，我和我的同志，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享福。这个国家搞不好，我第一个谢罪天下！”
接下来的十多天，议会进入了分组讨论和大会审议阶段。代表们被分成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外交等若干个小组，审议周鼎甲报告提出的方略，讨论具体的实施计划。
会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和新旧磨合的过程。旧式士绅习惯性地引经据典、空泛议论，很快就被要求“拿出具体建议”；团体代表们刚开始怯场，在鼓励下逐渐开始反映实际问题；军人们嗓门大，但被要求遵守议事规则；外国顾问们则从技术角度提出了大量具体意见，涉及财政、法律、工程、教育等各个方面。
争吵时有发生。关于土地政策，关于税收改革，关于外交取向，不同背景的代表观点迥异。但总体氛围是务实和建设性的。
周鼎甲和他的核心团队成员穿梭于各小组，听取意见，参与讨论，解释政策意图。这种相对开放和接地气的作风，让许多原本心存疑虑的代表渐渐放下了戒备。
卢森堡作为特邀外籍专家，参与了社会经济组的讨论。她谨慎地发言，从欧洲工人
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出发，对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她的发言被认真记录，一些观点甚至引起了激烈辩论。她观察到，这个新政权对于“实用”的知识和经验，有着惊人的渴望和吸收能力。
会议进行到第十三天，进入了最重要的程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