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点射变得断断续续，火力压制效果大打折扣。ｄｕｏ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ｃｏｍ
“艾萨克！稳住！” 科尔曼在旁边吼道，同时用步枪射击。
突然，艾萨克的身体猛地一僵，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握不住机枪。一颗德军子弹趁隙飞来，击中了他的肩膀。他闷哼一声，倒在了机枪旁。
进攻被打退了，代价是几人伤亡，其中包括艾萨克。他被抬下去时，已经因为失血和高烧而意识模糊，咳嗽仍然没有停止，血沫不断从嘴角溢出。
科尔曼看着担架消失在交通壕拐角，狠狠一拳砸在湿冷的胸墙上。艾萨克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敌人不仅仅是战壕对面的德国人，还有这盘旋在堑壕上空、随着每一次呼吸潜入肺腑的瘟神。它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杀死了士兵，更摧残了所有人的意志——当你身边的战友，可能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一次无法控制的咳嗽时，这场战争的意义变得更加模糊，活着的每一天都像是从双重绞索下偷来的。ｐｆｗｘ-ｗ$.ｎｅｔ
类似的情景在漫长的西线比比皆是。德军阵地同样饱受流感折磨。一个被俘的德军下士在审讯时虚弱地说：“我们不怕你们的坦克和炮弹……但我们怕自己人的咳嗽。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旁边的人就会倒下，然后你也开始发烧……这比进攻更让人绝望。” 瘟疫，让敌我双方在共同的、更原始的恐惧面前，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悲惨的共鸣。
不仅仅前方，在后方，普通老百姓也同样笼罩在大流感的阴影中，安妮·卡特赖特，一位四十岁的中学教师，正匆匆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她戴着自制的纱布口罩，眼神焦虑地扫过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电车班次减少，许多商店提前关门，学校虽然没停课，但出勤率不到一半。
她的丈夫，亚瑟，是一名海军部的文员，上周开始发烧咳嗽。起初以为是劳累，但病情迅速恶化，发展成肺炎。ｌｕ~ｏｑｉｕｆｅｎ-ｇ.c+ｏｍ
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医生疲于奔命。亚瑟最终没能住进医院，在家里，在安妮和十五岁儿子艾略特的注视下，经历了与前线士兵相似的痛苦挣扎后，窒息而死。他才四十二岁，没有穿上军装，却同样被这场战争带来的瘟疫夺去了生命。
处理完丈夫简陋的葬礼，安妮强打精神回到学校。她班里有个叫莉莉的女孩，父亲在法国前线，母亲独自带着她和两个弟妹。今天莉莉没来。
下午，安妮接到了莉莉邻居捎来的口信：莉莉的母亲昨夜病逝，同样死于流感肺炎，三个孩子现在无人照料，大的照顾小的，也都出现了发烧症状。
安妮请假赶去那个肮脏的廉租公寓。推开房门，一股浑浊的热气和疾病的气味扑面而来。瘦小的莉莉蜷缩在母亲冰冷的尸体旁，搂着瑟瑟发抖的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脸颊通红，眼睛却因高烧而异常明亮，充满恐惧。
看到安妮老师，莉莉的眼泪终于流下来，微弱地喊了一声：“卡特赖特太太……妈妈她……不动了……我害怕……”
安妮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她一边安抚孩子，一边跑去打电话求助，社区医生忙得无法上门，慈善机构人手不足，最终是邻居们凑了点钱，帮忙将莉莉母亲的遗体运走，并将三个孩子送往临时收容病患孤儿的教会机构——那里同样拥挤不堪，充满了哭泣和咳嗽声。
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安妮看到儿子艾略特正对着桌上丈夫的相片发呆。艾略特也刚刚病愈，这场病让他失去了好几个同学。
“妈妈，” 艾略特的声音有些哽咽，“为什么……爸爸没有去打仗，也会死？为什么莉莉的妈妈会死？为什么那么多人生病？”
少年的脸上充满了困惑和愤怒，“报纸上还在说我们要坚持到底，打败德国佬。可是……德国佬没有来伦敦扔炸弹啊，杀死爸爸和莉莉妈妈的，不是德国人。”
安妮无言以对。她想起丈夫生前偶尔的抱怨，关于政府效率低下，关于发战争财的商人，关于越来越差的食物配给和永远填不满的战争借款。
现在，连生命都变得如此廉价和随机。街角面包店那个总是笑容满面的老板，上周末死了；送牛奶的伙计换了一个又一个；报纸上的讣告栏越来越厚，阵亡名单旁，开始并列出现大量的病逝通知。
晚上，她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哭泣声，那家的大儿子失踪，如今小女儿又染病垂危。整条街，似乎每家每户都笼罩在失去亲人的阴影或对疾病的恐惧中。
人们见面不再谈论前线的胜利，而是低声交换着哪家又有人病倒、哪家医院还有床位、哪种
偏方可能有效。
在酒吧，零星能听到一些压抑的议论：“我儿子在埃塔普勒……不是战伤，是病死的，信上就这么一句……”
“我丈夫的工厂，一半工人躺下了，订单完不成……”
“这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难道要把所有人都耗光吗？连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