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工厂主们第二个叫苦不迭的政策。８６-ｋａｎ_ｓ&ｈ^u.ｎｅ^ｔ
政策的内容说起来简单：凡生产规模超过一定标准的工厂，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淘汰手工或半手工的生产环节，改用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可以不是电气自动化的，但必须是分工明确的流水线作业，以此取代传统的”工头制”——即由包工头全权负责一道工序，工人配属于工头而不是厂房设备的落后模式。
工头制的问题不是工头本身，而是它导致的不可追溯性：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在工头，还是在厂主，往往说不清楚；质量的控制取决于工头的个人经验，无法标准化；生产效率完全依赖工头对工人的驱使，往往通过延长工时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改进方法。
从工头制到流水线，表面上是设备问题，本质上是管理逻辑的转变，为了做好这项改革，其配套的质量处罚空前严厉，国有企业的产品不合格，赔钱是小事，企业负责人要承担行政和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以”经济渎职罪”论处，最高可判死刑。９５ｔｘｔ.ｃ^ｏｍ
民营企业的产品如果出售给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发生质量问题造成重大损失，不仅要巨额赔偿，企业主同样面临刑事追诉。
这条规定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因为一五计划的很多工程，都需要民营企业提供各种零配件和材料，这条线现在突然变成了一条不能碰的高压线。
天津的顺达机械厂，老板叫郑顺昌，是做机床零部件的，他的主要客户是几个国有机械厂，接到设备更新通知和质量管理新规定时，郑顺昌把两份文件放在桌上，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捂住脸，坐了很久。
他的儿子郑文海走进来，看见父亲这个样子，问：”爹，怎么了？”
”你看看这两份东西，”郑顺昌把文件推过去，”好好看。”
郑文海拿起来看完，沉默了片刻，说：”爹，这个……质检那条，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零件有问题，导致国有工厂出了事，可以……枪毙？”
”就是这意思，”郑顺昌说，全身都在颤抖，”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质检是怎么回事的——就是老王带着两个徒弟，靠眼睛看靠手摸，合格了就放出去。ｙｕｅｄｕ`ｙｅ._ｃｏｍ出了问题？以前顶多赔钱，重新做。现在……”
”所以怎么办？”
郑顺昌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然后说：”让供销科去问一下，那种游标卡尺、量规，哪里有卖的，还有检测量具，全套买回来。然后招两个懂质检的人，我听说工业部这几年培训了一批，问问有没有出来的。”
”这样成本又要上去了，”郑文海说。
”成本上去，总比命没了好，”郑顺昌唏嘘着说道，”而且你想想，如果我们的零件质量真的达标了，客户粘性更高，不是吗？”
郑文海想了想，点点头。
但他还是有个疑问：”爹，那些不合格的产品，以后怎么处理？直接销毁吗？”
”销毁，”郑顺昌说，”全部销毁，一件都不能出去，这是规矩，以后就是这个规矩了。”
“那价格……”
“先活下来再说吧！”
卢森堡曾经旁听过一次质检培训课程，是在上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纺织配件厂里。培训老师是一个从德国引进的机械工程师，叫弗里茨·鲍曼，五十岁，身材瘦长，讲课时喜欢在黑板上画图，画得很工整，每一条线都用尺子量过似的。
他对着工厂里临时召集起来的二十多个工人讲什么叫公差，什么叫允许误差，什么叫不合格品，讲得很认真，但工人们有些听懂，有些听不懂，多数人保持着一种中国工人特有的、恭敬而沉默的姿态。
卢森堡在后排听着，突然感到一种奇特的感慨。弗里茨讲的这些，在德国是十九世纪就开始系统化推进的工业教育内容，但在这里，1922年，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普通工厂的培训课堂上。
培训结束后，卢森堡找到那个年纪最大的老工人，问他听懂了多少，那个老工人想了想，用很直白的话说：”大概懂一半。但有一件事我懂了——做出来的东西，必须合格，不然出了事，不是赔钱，是坐牢。”
”那您觉得这样好吗？”卢森堡问。
老工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前做出来的东西，什么标准？工头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现在有了这个……”他比划了一下那把量具，”至少有个说法，不是全靠人情了。有个说法，是好事。”
大规模整治行动推进了几个月后，反弹来了，来得很快，也很有力度，首先是国会里的声音。国会例会上，工业组的议员魏建民发表了一篇措辞
激烈的讲话。
魏建民是浙江绍兴人，家里在上海做棉纱生意，在国会里一贯以”实业代言人”自居，说话有分量，也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
他在讲台上，声音洪亮：”诸位同僚，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件关乎我国实业前途的大事。近来，民生委员会在卢森堡等外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