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领事担心，再拖下去，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华人暴动。”
韦维尔没有回头。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份劝降书上。
“第十一印度师的残部呢？”
帕西瓦尔沉默了一会儿：“今早……今早接到了报告，他们……已经就地解散了。士兵们丢下武器，换上了平民的衣服，混入了市区的印度人聚居区。有几个军官试图阻止，但被哗变的士兵开枪打死。”
韦维尔闭上了眼睛。
第十一印度师，这是他手中最后的成建制部队，驻扎在市区北端的军营里。该师在柔佛战役中损失惨重，撤到新加坡岛上时只剩下不到三千人，而且士气已经崩溃。
他们的印度裔士兵中，早已流传着“中国人不会杀印度人”的说法——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在马来亚战役中俘虏的数千印度裔士兵，全部被集中关押在哥打巴鲁附近的战俘营里，不仅没有虐待，还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水，甚至允许他们进行宗教活动。
这让还在抵抗的印军部队自然瓦解了。
“澳军第8师呢？”韦维尔问。
“在东部军营，早上和中国人打了一场小规模的阻击，损失了大概一百多人，然后……然后撤到了沿海的山丘地带。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重武器了，也没有补充弹药，大概坚持不了太久。”
韦维尔缓缓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窗外，街道上游荡着一些溃兵和平民。几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放着一具被白布盖着的尸体——尸体上穿着澳军的卡其色制服。远处，几处建筑物在冒烟，那是被中国空军炸毁的油库和仓库，黑烟在灰白色的天空中弥漫，像是一道道垂直的伤口。
他看到了他的帝国在远东的终结。
“帕西瓦尔，”他说，声音出奇地平静，“准备投降。”
帕西瓦尔猛地抬头，像是被这句话刺痛了一样：“司令！我们还有……”
“还有什么？”韦维尔打断他，“没有水，没有弹药，没有增援，没有人愿意再打下去。十万军人，被围困在这座城市的一角，除了投降，还能做什么？”
帕西瓦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通知中国人，”韦维尔说，“我愿意……在一小时内，在白沙浮的英军军营，和他会面。”
6月4日下午二时。
白沙浮，英军第28旅军营外。
这里距离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不到两公里。野战工事和沙袋堆成的掩体之间，英军士兵们蹲在战壕里，手中握着武器，眼神空洞地望着北面。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柔佛撤下来的老兵，见识过中国军队的战术——那些骑着脚踏车的灰色影子如何悄无声息地从丛林中钻出来，如何从背后突袭阵地，如何让一支又一支曾经骄傲的部队溃不成军。
现在，那些灰色影子就在四百米外的橡胶林边缘，静静地等待着。
韦维尔和帕西瓦尔，带着两名参谋和一名中文翻译，走向那个橡胶林。他们的军装整洁，靴子擦得锃亮，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像是刚刚从墓地里走出来。
橡胶林边缘，一辆绿色的装甲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许世勋走了出来，他没有穿将官礼服，而是穿着一套普通的野战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佩着一把手枪。他的身后跟着三名军官和两名卫兵。
韦维尔和许世勋相距五米，互相注视着对方。
他们之间没有握手。
“韦维尔将军，”许世勋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我接受你的投降。”
韦维尔的下颚微微绷紧了一下，但他没有反驳，没有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请求你，善待我的士兵。”
“我们会善待投降的人，”许世勋说，“这是中国军队的规矩。”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当然了，你们也不会在战俘营待太久。”
韦维尔没有理解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但他没有追问。双方开始就投降条件进行明确：英军、澳军、印度军等所有在新加坡岛上的军队停止一切抵抗，交出全部武器、弹药、装备和军事设施；军官可以保留随身佩剑和个人物品；中国军队将按照国际惯例对待所有战俘，提供必要的医疗和食物，尊重宗教信仰。
这些条件并不苛刻，甚至可以说是宽厚的。韦维尔知道，他没有拒绝的余地。
1948年6月4日下午三时十五分。
投降书签署完毕。
当韦维尔在那份文件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铭心刻骨的屈辱——两百年来，英国军队从未在亚洲遭遇过如此规模的失败，从未在亚洲签署过如此彻底的投降书。
从这一刻起，英国在东南亚的一切——新加坡、马来亚、缅甸——都不再属于她了。
消息通过电报和无线电传遍了世界。
当天晚上，伦敦。
唐宁街十号的
首相办公室里，张伯伦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那份电报，反反复复地看了三遍。他的脸色铁青，嘴唇紧闭，额头上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动。
十五万人。
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十五万人——包括了英军、澳军、印度军和马来亚军——全部被歼灭或俘虏。超过十三万人成了中国的俘虏，其中包括两个步兵师的师长、四个旅的旅长、以及数百名军官。剩下的，不是战死就是失踪。
这是英国陆军在亚洲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是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的耻辱。
他几乎可以想象到，明天早上的报纸会如何描述这个消息——《泰晤士报》会用什么标题？“远东的大崩溃”？“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终结”？《每日镜报》会用什么样的文字？“新加坡陷落，十五万军人投降，帝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他几乎可以听到，反对党议员们在议会里如何咆哮，而党内那个丘吉尔会如何挥舞着电报对他怒吼：“绥靖政策的后果！这就是你们纵容中国的后果！”
“该死……”他低声说，“该死的。”
公元1938年6月6日，凌晨五时三十分，新加坡。
晨光尚未完全褪去夜色的余韵，东方的海平线上已经开始泛出一抹淡金色的光晕。这座被英国人统治了百余年之久的南洋明珠，在这一天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天。
整座城市几乎彻夜未眠。
从巴爷拉到小坡，从武吉知马到丹戎巴葛，从芽笼到乌节路——新加坡岛上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社区，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等待。他们等待的，不是英军的增援，不是国际调停，而是一个他们世世代代等待了太久的时刻。
街道上，人头攒动。
天还没完全亮，街道两侧就已经站满了人。他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从箱底翻出来的西装，熨得笔挺的鼎甲装。那些衣服有些已经泛黄，有些浆洗得发白，但穿在人们身上，却显得格外郑重。
老人们拄着拐杖，互相搀扶着，站在最前排。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漂洋过海来的第一代移民，在南洋的橡胶园和锡矿里流干了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