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事务。"
"日常行政是总理和内阁的事，不是皇帝的事。皇帝不管日常，只管大事，大事是战争与和平，是国家存亡，是民族兴衰，这些事皇帝有发言权，但发言权不是决定权，发言完了还是议会定。"
"皇帝的大多数行为，如签署法律、任命官员，必须由总理或相应大臣副署才有效。没有副署的命令无效。"
"皇帝应该中立，不在官一边，不在民一边，不在富一边，不在穷一边，他站中间，要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他，所有人都能相信他，相信他不会偏，不会歪，不会替谁欺负谁。"
"第五条，由参议院选举，众议院审核，选举出总理，并批准总理提名的副总理、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组成中央政府，负责治理国家，并对两院负责。"
"总理是政府最高首脑，掌握实际行政权力。"
"第六条，改大元帅府为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是国防最高决策机构。"
"打仗需要快，需要狠，需要一锤定音，我这个大元帅可以承担责任。但打仗的时代结束了，不需要大元帅了，我也将辞去中华帝国海陆空大元帅的职务，同时成立国防委员会，皇帝兼任主席，但由总理主持国防委员会各项工作。
委员会就是几个人一起商量，商量完了再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几个人说了算，几个人比一个人稳，稳了才不会走偏，不会走偏才不会出大事。"
"这六条，是宪政改革的内容，是还政于民的具体方式，是我和皇帝一起向人民作出的承诺，接下来我们父子就要操办，先选举两院，由两院决定未来的各项各项工作！"
他又停了一下。
"对内，这几各目标和这六条是要办的事。对外，还有要办的事。"
"对外，中华帝国将致力于巩固中华藩属体系。藩属体系不是殖民体系，不是压迫体系，是互助体系，是中华和周边国家一起过日子的体系，中华帮他们，他们也帮中华，大家互相帮，日子都好过。"
"同时，我们将与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友好相处。"
"友好不是软弱，友好是态度，我们我们愿意好好说话，愿意做事，愿意和所有人做朋友，但朋友是互相的，你对我友好我对你友好，你对我不友好我对你也不友好；而友好也有底线，底线是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将妥善解决战争中的各种遗留问题。"
他说完这一切，停顿了片刻，然后说出了最后一段话，“同志们，同胞们，乡亲们。我们用了四十六年的时间，打赢了每一场必要的战争，完成了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现在，我们要用下一个四十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打赢另一场战争——建设的战争、富强的战争、文明的战争。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吗？”
全场静默了两三秒钟。
然后，掌声和欢呼声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爆发出来。
“愿意！愿意！愿意！”
数万人的呼喊，像雷声一样滚过圆明园上空。
祭台前，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工人哭得泣不成声。他叫孙长贵，五十岁，是北京一家机械厂的技工。
他旁边是他的儿子，孙小军，穿着军装。小军退伍了，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运输公司开卡车。他看到父亲哭成那样，吓了一跳，赶紧扶住他的胳膊：“爹，你咋了？”
孙长贵抹了一把眼泪，哽咽着说：“我高兴，我高兴啊。我八岁那年，你爷爷被洋人打死了。你奶奶带着我，靠给人洗衣服养活我。那日子苦啊。后来我进了工厂，学了手艺，日子才好过一些。我真没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中国这么强大，还能听到皇上说要让咱们过上好日子。”
他旁边的车床工友也抹了眼泪：“谁说不是呢。以前的皇帝，哪个把咱们老百姓当人看过？现在的皇上，把咱们捧在手心里了。”
孙小军没说话，但他的眼眶也红了。他当过兵，在南洋打过仗。他见过死人，见过鲜血，见过战争最残酷的一面。但今天，他觉得一切都值了。
不远处，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激动得手舞足蹈。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叫林文远，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攥着拳头，激动地对身边同学说：“你们听到了吗？皇上说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要搞宪政！要选举！要两院制！这不就是咱们在书本上学过的东西吗？这不就是咱们一直想要的吗？”
旁边的女同学用力点头，眼眶通红：“我本以为像咱们皇上这种人物，打下了这么大的天下，一定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皇上不是那种人。他是真心想把权力还给人民。”
“这就叫明君啊。”另一个同学感慨道，“咱们周皇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公祭仪式已经结束了。人群散了，声音远了，废墟又回到了它惯常的安静里。而在距
离废墟大约两百米的一个小土坡上，站着两个人。
两个人都是外国人。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穿一身深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另一个矮一些，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褪了色的军装式外套。
高个子叫威廉·布朗，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帝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矮个子叫谢尔盖·伊万诺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帝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他们俩不是约好来的，是在这里碰上的。布朗先到，伊万诺夫后到，两个人互相看见了，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就并排站在那个土坡上，一起看着远处的仪式，一起听着那些透过扩音器传过来的声音。
现在仪式结束了，人散了，他们还站在那里。
布朗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接过来，布朗自己也拿了一根，点上，两个人都吸了一口，烟雾在四月的空气里散开，淡得几乎看不见。
布朗先开口了。
“你怎么看？”
伊万诺夫吸了一口烟，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远处那根旗杆，看着旗杆上那面还在风里晃的半旗，看着那片站着几万人又散去了的废墟，想了一会儿，“很厉害。”他说，俄语口音很重，但英语的用词很准，“非常厉害。”
布朗点了点头，没有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伊万诺夫又吸了一口烟，“你们的总统演讲，我也听过不少，”他说，“罗斯福的，杜威的，都听过。你们的总统演讲，有好的，有差的，但不管好坏，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在跟人民说话，不是在做一件什么事。”
“什么意思？”布朗问。
“他们的演讲是工作的一部分，”伊万诺夫说，“做完工作，回家吃饭，明天继续。但这个人的演讲不是工作，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仪式。他把演讲本身做成了一个仪式，让所有听见的人都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件大事。你们美国的政治家，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都没有。”
布朗没有反驳，他心里知道伊万诺夫说的是对的。但中国不同，他听过周继业好几次演讲，每一次都有同样的感受，周家父子似乎不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