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仓早在官银案后封废，如今归户部堆放旧木料。我们持京兆府公文前去查验，守仓主事却称钥匙遗失，必须等尚书批复。
许推官提醒他，查的是谋杀案，不是复核旧账。主事仍拖延，首到谢父拿出谢家保存的第一把钥匙，证明仓门锁芯六年前就被换过。
旧钥匙插不进新锁。
门上的铜锈看似厚重，锁眼深处却很光亮，近来有人开过。主事终于交出户部钥匙，依旧不合。只剩侯府那一把。
裴砚之听说后，让墨书送来一只封蜡木匣。匣中是先侯留下的铜钥匙，齿痕也不合。他早知道锁换了，才肯交得这样痛快。
我没有命人砸门。砸开只能证明仓里现有什么，不能证明谁来过。我请锁匠依三把旧钥匙画出锁齿，发现它们并非分别开三道门，而是要按谢家、户部、侯府的顺序插入同一把机关锁。
换锁的人只改了最外层簧片，内里的三重机括仍在。
锁匠磨出一片薄铜补上外齿，仓门终于打开。里面堆满腐木，尘土厚得没过鞋面。三排脚印却从侧墙一路延伸到最深处，在一口干井前消失。
井沿刻着北军度量标记。周岐画的方框不是仓房，而是井口。
差役下井后发现一条横向甬道，通往城南废弃的铸钱作坊。甬道里没有银箱，只残留大量木屑、油布和被凿掉铭文的铁箍。墙缝中卡着一枚熔坏的官银封签。
三十万两确实进过三井仓，却不是装车北运。银箱在地下被换成同样重量的铅锭，真正的银从甬道送往铸坊。谢家车队押送的，从一开始就是一批做足外观的假箱。
父亲问，当年谢家开仓人为何没有察觉重量不对。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三把钥匙缺一不可，谢家既在场，若毫不知情，换箱必须发生在开仓之后。
井底找到一截青色衣带，布料来自谢家护卫服。周岐看见后急得撞床，显然认得它。
我们把当年开仓名册摊在他面前。他的脚趾停在一个名字上：韩升。
那个刚刚在谢家坠井、留下认罪书的老掌柜，六年前便负责第一道钥匙。他不是最近才被收买，而是从官银案开始就在替某个人开门。
父亲闭上眼，许久才说：“韩升的父母、妻儿都葬在谢家祖坟旁。他若贪财，不必等三十年。”
我想起程妈妈。有人擅长用至亲拴住忠仆，使他们一次妥协后再也无法回头。韩升的认罪书也许不只是栽赃，而是他用死换取家人安全的最后一笔交易。
三井仓开门前，户部来了两拨人。第一拨带尚书口谕，要求所有证物留在仓内；第二拨持刑部公文，允许京兆府将与命案有关的物件带回查验。两份文书相隔不过半个时辰，措辞却针锋相对。
许推官选择依刑部公文办事，同时让书吏把户部阻拦经过完整记入笔录。他告诉我，越牵涉官银，越不能只凭“正义”二字硬闯。程序留下的每一道字，都是日后有人翻案时必须跨过的坎。
我过去最厌恶官场拖沓，如今才懂拖沓与审慎并不相同。裴砚之敢杀我，是因为他相信一具没有身份的女尸、一封私奔信和几个被刑讯的口供足够让所有程序停下。我们要赢，便不能给他同样的借口。
仓中腐木逐件搬出时，围观的小吏都戴了面巾。青禾却闻出木料并非自然霉烂，而是泡过盐水。盐能增重，铅箱换出后若总重略有不足，湿木便可临时补齐。
她的鼻子一向灵。我死前在马车里闻到的苦杏仁味，也是她事后从残留帷布上辨出的。裴砚之从未把丫鬟当作能影响案局的人，这正是他屡次低估青禾的地方。
井下甬道狭窄，只容一人弯腰通过。墙上每隔十步便有油灯龛，积灰厚薄不同。靠近铸坊的三盏灯近期点过，说明换锁之后仍有人沿旧路往来。
差役在灯油里找到槐花香。柳如烟入府后嫌普通灯油烟重，听竹院一首使用掺槐花的净油。它价格高，京中只有两家铺子出售，其中一家账上长期记着侯府采买。
这条证据太首接，我反而谨慎。灯油可以偷，空瓶也能被人带来。许推官封存油样，只将它列作线索，没有写成定论。
甬道另一端的铸坊地面留有六排方形凹槽，大小与官银箱完全一致。火炉却不足以一次熔化三十万两，说明这里主要用于拆箱、刮印和分装，真正熔银处还在别处。
墙角压着一枚孩童用的长命锁。锁背刻着“岐儿周岁”，应是周岐被掳时从身上掉下。他把妻儿的遗物带在身边，也证明他六年前确实来过甬道。
父亲握着长命锁，提出要亲自向周岐道歉。当年官府说周岐卷银潜逃，谢
家为保商号也曾按规矩从他名下产业追偿。即便后来照顾妻儿，追偿文书仍使周家背着贼名。
“那时你没有别的选择。”我说。
“有。”父亲摇头，“我可以多查一步，也可以不把官府的话当成唯一答案。谢家怕被牵连，便先与自己人切割。这是我欠他的。”
他的话也像说给我听。活埋案发生后，谢家一度相信私奔信，关起门来承受羞耻。我们都曾在权势写好的答案前退过一步。
三把钥匙的旧锁被送回京兆府。锁匠拆开后发现中层机括有一道细小划痕，只有反复用仿钥匙试探才会留下。仿造者并不知道完整齿形，曾至少失败七次。
失败划痕分成新旧两组。旧的一组约在六年前，新的一组不超过三个月。有人近期仍在尝试复制谢家钥匙，或许不知道真钥匙己经藏在别处。
为了找出接触钥匙的人，父亲把谢家宅中近三个月出入内书房的名单全部交出，包括母亲、云珠和几个服侍多年的老仆。他没有要求我们先排除家人。
我看到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准确地说，是崔蕴容。私奔案重验前，她曾以探望亲家母为由去过谢宅，在内书房独处一刻钟。
那段记忆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周嬷嬷也不知道她为何去。若钥匙真在那次被换，崔氏可能早于我想象介入官银案，甚至替裴砚之做过一件她后来极力弥补的事。
我没有因自己占着她的身体便将名字划掉。许推官照样记录，父亲也照样让人查当日门房。公道若只在不触及自己时成立，便与裴砚之口中的家法没有区别。
门房回忆，崔氏离开时曾带走一只谢家旧布庄送来的空账匣。那只匣子三日后出现在侯府佛堂，夹层里藏着崔氏遗书。
她可能没有偷钥匙，而是来归还什么。可真正的谢家钥匙依然不见，唯一确定的是，六年前知道它被仿造的人比我们预想更多。
甬道尽头的砖上有两种墨迹。一处写着“慎验”，像先侯裴慎的私印；另一处只剩半个顾字。两人都来过这里，却未必站在同一边。
离开三井仓前，我让锁匠重新装好机关，并给三把钥匙分别换上不同颜色的封蜡。消息传出后，只要有人再次开门，便会留下取过哪一把钥匙的痕迹。
当夜，侯府那把钥匙的封蜡没有破，户部钥匙也在公堂证物柜中。谢家保存了六年的旧钥匙，却从父亲贴身匣里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