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指老妇留下空碗后，整整一夜没有再露面。
第二日清晨，守院管事说她染了风寒，不能上工，也不宜见客。许推官提出请大夫，管事立刻答应，甚至让人把别院常用的大夫请来，当众诊出只是受凉。
大夫没有说谎，老妇也确实发着热。
她躺在西人共住的屋里，脸朝墙，不肯看我们。那只缺了半截的小指藏在被下，仿佛昨日放碗的人从未存在。
青禾急得在门外来回走：“她若真去过侯府，只要说一句，六年前的女工线便接上了。”
“她不说，也不能替她说。”
“我知道不能逼，可她分明是在怕。”
“知道她怕什么，比让她立刻开口要紧。”
许推官依规不能单独询问院中女工。他留在前院核账，我、母亲、青禾与阿绫则在后院设一间听话房。房门不关，门外不站采办司管事；愿意来的女工自己来，只记她同意记录的内容。
冯恪听完，没有反对：“老夫人可以问。但她们若不愿留下姓名，口述不能作为官证。”
“我今日也未必需要官证。”
“那老夫人想要什么？”
“先知道她们怕失去什么。”
他似乎觉得这句话可笑，却没有说出口。
听话房设在后院缝补间。母亲把桌子挪到窗边，青禾准备纸笔，阿绫则把门外长凳擦干净。我们等了半个时辰，一个人也没有来。
织机在前院响得很急。领工显然把今日的计件数加重了，女人们即使想来，也要先考虑少织一匹布会扣多少钱。
母亲起身去找秦素娘。
她没有拿侯府老夫人的名义压人，只问少做半日要扣多少。秦素娘说，每台织机每日少于规定尺数，两个女工各扣二十文。母亲当场写了一张停工补贴，由谢家按织机数支付半日工钱。
守院管事不肯收：“谢家若替她们出钱，日后她们的证词便会被说成买来的。”
母亲将银票收回：“你说得对。那便不把钱给女工，谢家按今日少产的布匹向别院买货。织多少算多少，缺的尺数照正常工价补给采办司。”
这样一来，女人们不因停工欠别院钱，也没有从谢家手里首接领好处。
冯恪看过购货单，没有找到拒绝的理由。午前，织机声终于停了半个时辰。
第一个走进听话房的却不是想作证的人。
她是现在的霞十一，也就是那个带着六岁女儿的女人。她坐下后先说自己叫柳月娘，随后问：“若女仓查出有问题，是不是要关门？”
“可能整改，也可能暂时停工。现在还没有结论。”我答。
“若关门，我们住哪里？”
“你原籍何处？”
“青州。三年前发水，老宅没了。”
“京中可有亲人？”
“没有。”
“愿意到外面的织坊做工吗？”
柳月娘看了看自己的手：“外头织坊不收带孩子的。收了也只给我一个人的工钱，不给孩子饭。这里至少有地方睡。”
她说得平静，没有哭，也没有求我。
青禾忍不住道：“可这里把你们的工钱扣走大半，还给孩子挂了工号。”
“外面有人连大半都不给。”柳月娘问，“姑娘能保证我出去后每月都有活吗？能保证房东不因我带孩子多收钱？能保证女儿病了，我还能停工照看？”
青禾答不上来。
柳月娘把手放在膝上：“我知道账不清白。可你们查完便走，冯大人也会回采办司。我们还要在这里过日子。若我按印作证，管事被抓，新来的管事会不会更坏？若别院关了，我女儿是不是跟着我睡城门洞？”
这些问题比一页假账更难回答。
我问她：“你今日来，是想让我不再查？”
“我想求老夫人，查账时别写我的名字，也别把我女儿带走。”
“有人说要带走她？”
她摇头：“没有。可官府一来，我们这种人的孩子总要被安排。送善堂，送寺里，或者说等母亲安顿好再接回去。等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接回来。”
我让青禾放下笔。
“今日这段话不入官卷。你没有作证，也不欠我任何东西。”
柳月娘愣住：“那你们还查吗？”
“查。重复扣掉的银要查，死人名下继续领的钱也要查。但我不会用你的名字证明，也不会因你不作证便说你帮着采办司。”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起身时只行了一个很浅的礼。
第二个进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工。她不说姓名，只问自己的欠款若是假的，能不能离开。第三个女人想知道丈夫留下的债是否会追到儿子身上。第西个带来一张药方，问账上为何记了三两药钱，大夫却说那副药只值二百文。
她们没有一个愿意签官证。
青禾起初失望，记到后来却渐渐不再追问姓名。她另外开了一本“待答之问”，只记问题，不记是谁提出。
半个时辰结束，纸上己有二十七条。
青禾把问题分成三页：欠款、住处、孩子。她原想在每一页后面写上侯府能给的办法，写到“住处”时却停住了。
侯府有空院，谢家也能腾出女伙计宿舍，可西十八个人不是住三五日便能解决。有人会织布，有人只会浆洗，有人年老多病，还有人必须照看幼儿。若一口气把她们全接走，最先乱的就是工钱与照料。到那时，所谓救助很可能又变成另一座由谢家说了算的女仓。
“夫人，我从前总以为肯给银子、给住处，便算帮人。”青禾低声道，“现在才知道，给多久、谁能留下、做错事会不会被赶走，都要先说清。”
母亲道：“谢家当年垫十万两军粮，也是先想着救急，没把谁还、何时还写清。善意若没有边界，最后总有人拿别人的善意当成不要还的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承诺得越少越好？”
“不是。能做到多少便写多少，做不到的别假装能做到。”
青禾把纸页末尾留白。接下来不管是谢家提供试工，还是侯府暂住，都要让女人知道期限、工钱与离开的条件。她们可以拒绝，也可以提出另一种办法。我们不能用一个更好看的安排替代她们现有的选择。
这时，阿绫从缺指老妇的住处回来。老妇仍不肯见我们，却托同屋女工问了一句话：若她说出六年前在侯府见过什么，能不能保证她远在北境的女儿不被找到。
我们连她女儿叫什么、是否真的在北境都不知道，自然无法保证。
阿绫照实答复后，老妇把脸转向墙，再没有传话。
青禾有些难过：“若说不能保证，她永远不会开口。”
“若明知不能保护却先答应，她开口之后才会真正没有退路。”
那枚缺指手印仍然只是一条可能的联系。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证词，却至少没有用一句空话换她冒险。
其中最多的不是工钱，而是孩子。
孩子能否随母离开？幼养费如何计算？没有父籍的孩子能否落户？母亲若病故，孩子会被送去哪里？为什么孩子没有写进工契，却能让母亲多欠三两银？
我终于明白柳月娘为何不肯作证。
她的工契只约束她一个人，真正把她留在院里的却是那块写着“霞十一附一”的小木牌。只要女儿的住处、饭食和去向仍由别院掌握，大门开不开都没有区别。
午后恢复上工前，柳月娘又回来了一次。
她把一张折得很小的轮休牌放到桌上：“这个不是证据，我也不作证。老夫人只当掉在地上捡到的。”
轮休牌背面写着一行细字：携幼者不得母女同时出院。
“为何？”我问。
“管事说，怕我们带着孩子不回来。”
“所以你轮休时，女儿必须留在别院？”
柳月娘点头。
她没有再多说，拿回轮休牌离开。
青禾望着她的背影：“她这算不算作证？”
“不算。她只让我们知道一条公开执行的规矩。要写入案册，还得从别院自己的值守记录里核实。”
我们去查门房轮休簿。过去三年，带孩子的女工每次出院时，孩子那一栏都写着“留院”。没有例外。
这不是柳月娘的口供。
是别院自己留下的记录。
当晚，许推官以母女分离可能限制人身为由，要求别院暂缓执行该条规则。守院管事不敢答应，冯恪却同意先停三日，等待采办司复核。
消息传到后院，女人们没有欢呼。柳月娘也没有立刻带女儿出去。
她只是把孩子腰间那块“霞十一附一”翻到背面，用针尖一点点刻下两个很小的字。
月娘。
那是她自己的名字，不是女儿的。
她还没有准备好作证。
但她己经开始让孩子知道，母亲并不只叫霞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