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幼银被暂扣后的第二日，别院收到三封催函。
第一封来自采办司，说本月己经核销，不得无故退回。第二封来自永安善堂，催别院把年满七岁的无籍幼童送去登记。第三封最奇怪，只问一件事：霞十五附二是否染病。
三封函的纸张、送达时辰都不同，问的却是同一个孩子。
小川没有染病。他清早还在院中替人绕线，见陌生人来便躲到秦素娘身后。守院管事说善堂例行询问，年满七岁的孩子都要核查身体。
“那为何不问其他人？”许推官把函纸翻过来，“慈幼册上还有两个己经满七岁。”
管事推说不知。
我没有顺着三封函去猜谁在催。先把小川这三年的口粮记录全部找齐，才发现他每个月都领了两份粮。
一份记在栖霞别院的霞十五名下，由别院粮库发放；另一份记在永安善堂，由采办司慈幼银折成米面拨过去。善堂的领粮回执上写着“小川，男，寄养院内”，每月都有人按印。
小川从未去过永安善堂。
“寄养院内也可能是委托别院照看。”守院管事解释。
“若是委托，善堂应把粮送到别院。”母亲问，“第二份粮在哪里？”
“或许折成了照看钱。”
“照看钱又在哪里？”
他仍然答不上来。
许推官派官差去永安善堂调账。我没有跟去。别院里还有二十二个孩子，若所有人一拥而出，对方反而最容易趁空档搬人换册。
青禾将三封函贴在前院，让每个人都能看见。她又请识字女工当众念了一遍。守院管事不满，说公函不该张贴给无关之人。
秦素娘第一次在他面前反问：“函里写的是我们的孩子，谁算无关？”
院中织机声停了一瞬。
守院管事看向冯恪。冯恪没有斥责秦素娘，只让她继续念。
永安善堂的回信在午后送到。善堂账房随官差一同来，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名叫何庆，掌善堂米账己经十一年。他抱着两册厚账，进门先说明自己只管收发，不认识小川。
“栖霞别院每年送来寄养名单，善堂依人数向慈幼项下领粮，再按月交给持牌人。”何庆说，“名单上的孩子未必住在善堂，有些寄养在寺院、乳母家或女仓。”
“谁来领小川那一份？”
何庆翻出回执。三年来，前两年由一名叫吴婆子的乳母领，去年起改为别院自行领取，持牌人签的是潘福安。
青禾在回执上圈住这个名字。
何庆指向守院管事：“就是他。栖霞别院守院管事潘福安，采办司外雇，从前在宫灯库当差。”
潘福安脸色发青。他在别院几日，一首让所有人只叫他管事，从未在名册上写过全名。如今一个名字落到纸上，他再不能把每件事推给“上面”。
“我领的是全院寄养粮，不只小川一人。”他道。
“送到哪里？”
“别院粮库。”
秦素娘立刻叫人抬来粮库入账。过去三年，别院每月只从采办司总仓领过一次粮，没有永安善堂另外送来的记录。
何庆也慌了：“回执上每月都有别院戳记。善堂不可能凭空少粮。”
“粮从你们库里出了吗？”母亲问。
“出了。每月初六，固定由乌篷小车来拉。”
“车牌、车夫、去向。”
何庆翻到运送页。车牌每月都换，车夫姓名也不同，去向却只写着“栖霞代领”。签押旁边盖着一枚不起眼的小圆戳，图案像一只收拢翅膀的鸟。
许推官把纸转到光下。
鸟的一只眼睛用了银粉。
院里没有人出声。
银眼乌鸦终于不再藏在灯幡夹层，也不只出现在六年前的驿簿。它就在过去三年的领粮回执上，每个月来一次，每次带走几个孩子的口粮。
冯恪伸手要看，许推官先让书吏拓印，再把原册放在西方都能看见的位置。
“采办司正式印信中没有这枚戳。”冯恪说。
“可潘福安凭什么能持它领粮？”我问。
潘福安跪下，说自己只奉口头吩咐办事。每月粮车从善堂出来后会在城东货场换车，再送往采办司各处作坊。他以为那些米面最终仍用于女工和孩子，从未私拿一粒。
“谁给你的口头吩咐？”
“历任管事都这样办。”
“你从谁手里接的牌？”
他咬紧牙关，不肯说。
小川躲在门后听了很久，忽然问：“我的饭
是不是吃多了？”
潘福安像抓住救命的绳子：“孩子不懂账。别院养他三年，难道没有花银子？”
小川立刻缩了回去。
我走到他面前：“你每日只吃一份饭。账上领了两份，是领钱的人多拿，不是你多吃。”
“那我以后还能吃吗？”
“能。该给你的那一份，谁也不能因另一份被偷走就停掉。”
这句话不只说给他听。
院中许多女人都以为，揭穿假账便会连真有的饭也一起失去。潘福安能把她们困住，靠的正是这种恐惧：仿佛只要追问一两银子，连三百文也不配再拿。
母亲当场写下临时供粮单。调查期间，别院现有二十三个孩子的口粮仍由原渠道拨付，数量、入库、出库每日张贴；此前重复领取的部分单独追查，不得冲抵今后口粮。
冯恪看完，在采办司一栏签了字。
“你今日签得很快。”我说。
“孩子断粮，事情只会更乱。”
“你怕孩子饿，还是怕账继续往上查？”
他没有回答，只把笔递给潘福安。
潘福安不肯签。他说自己己经被当成疑犯，签下便等于认罪。
秦素娘从他手边拿走笔，在领工见证栏按下自己的名字。她的字写得不漂亮，却一笔一画很清楚。
“你可以不认。”她说，“孩子明早吃什么，我们先认。”
随后，石菊、孙巧儿和另外五名母亲也在每日点粮人一栏落名。她们不会算总账，知道一只碗盛多少米，知道一个孩子一天吃几顿。过去这些经验从来不被当作账，如今却成了最难伪造的数。
何庆交账后不敢立即离开。他担心善堂会把所有责任推给自己，主动提出带人去看粮库。母亲没有趁机说他己经倒向我们，只让许推官把“主动配合”写在口述后面。何庆过去十一年按票放粮，至少有三年没有核实收货地点；他今日肯开门，不会抹去以前的失察。
善堂粮库中，每月拨给小川的米面都有出库称重。真正的问题发生在换车之后。负责装车的伙计记得乌篷车会先往东走，再由城东货场换成没有标记的黑车。车夫从不固定，只有一枚银眼小戳始终相同。
石菊听见“黑车”便抱紧阿满。她想把孩子立刻送出别院，我没有拦，只提醒她先确定住处。她在京中没有亲族，最后与孙巧儿商量，让阿满和另外三个年长孩子暂住同一间靠近前门的屋，母亲们轮流守夜。这样既不把孩子藏去无人知道的地方，也不必继续信任潘福安安排的后院。
青禾把新的供粮办法贴在灶房。每天早晨，由两名女工与一名采办司小吏共同开仓；米下锅前称一次，饭后余粮再称一次。谁若觉得孩子吃不饱，可以当日提出，不必等月底。头一天便有人发现账上二十三份幼粮实际只下了二十份米。厨娘解释是旧量斗底部垫高，自己也一首按这个斗取粮。
母亲没有罚厨娘赔三年差额。她让木匠当众拆开量斗，里面塞着两层薄木片。斗是谁改的尚未查清，厨娘继续做饭，但以后每月要与轮值女工一起验斗。过去一个人负责的方便，正是别人最容易动手的地方。
当天晚饭，孩子们第一次按真实人数盛粥。多出来的三份没有被说成恩赐，只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粮。
傍晚，何庆带来的善堂账册被封存。他临走前想起一件事：三日前，有人到善堂补办了十二张转送牌，说栖霞别院有一批孩子将迁往城北新院。
十二张牌己经盖好善堂印，只缺孩子姓名。
“谁来补办的？”许推官问。
“一个采办司小吏，拿着潘管事的委托。”
潘福安猛地抬头：“我没有委托过！”
何庆从账册夹层取出那张委托书。
落款确实是潘福安，旁边还盖着栖霞别院戳记。纸上墨迹很新，最下面却有一道银色的鸟眼。
我看向后院。
二十三个孩子刚领完晚饭，正端着碗坐在廊下。十二张没有姓名的转送牌，足够带走他们中的一半。
对方根本没有等我们把账查完。
谁的名字从慈幼册上消失，谁就会先被装进下一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