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4章 弯路岔路之思
张居正思考了良久。
苏泽说的问题，他都思考过了。
官营和私营，这两种方式的优劣，在户部和工部争论很久了，甚至已经成了线路之争了。
官营模式，最典型的就是京畿工厂了。
京畿工厂基本上都是工部官营的，这些工厂都是大明技术含量最高，工人最好的工厂。
比如京郊的炼钢厂，这是大明最大规模的炼钢厂，工厂给工人建设了新式土楼作为宿舍，工厂的福利也让周围人羡慕。
而私营代表就是江南了。
江南模式就是具域经济竞争下的私营模式，这种模式下工人的待遇确实不如国营的工厂，但是这些工厂往往船小好调头，从事的轻工业产品能迅速对市场反应，生产出当下最流行的产品。
而且工人待遇不高，是刚入行的待遇不高，熟练的工人薪水相当的高，而且很多工人在掌握了技能之后也会自己开厂，整个江南的工商业发展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张居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京畿官营的成功，不代表官营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恰恰相反，京畿官营的成功有其特殊性。
京畿的工厂，如炼钢、机械、军器等，背后是工部直属，技术上有大明最顶尖的匠人和最新的图纸。
这是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外地商营工坊难以企及。
同时，这些工厂的产品，或关乎军工国策，或供应皇室官府，市场相对垄断，不必与民间作坊在价格、款式上激烈竞争。
产业地位的垄断性，使其免受市场波动的直接冲击。
正是技术领先与市场垄断这两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营模式常见的弊端，效率低下、反应迟缓、人浮于事。
官营的长处，如集中力量、不计短期成本、执行标准统一，工人待遇高所以责任心比较强，这些在京畿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将此模式简单照搬到其他地方，则必然水土不服。
比如山西，就是这样的问题。
山西煤矿，技术并非独家，市场也非垄断，各方商贾皆可采卖。
所以山西官营的煤矿，不仅面临技术资金的巨大压力，更将陷入与民间矿场在成本、效率上的缠斗。
官营的短处，决策冗长、成本不敏、激励不足，在竞争环境下会被放大，而其长处却因缺乏垄断地位而无从施展。
张居正同样知道，私营也有其优势，但弊端也同样大。
私营工坊往往目光短浅，只追逐眼前利润，容易陷入盲目投资和同质内卷。
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一些坊主不惜压低工钱、延长工时，甚至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
朔州皮坊最初聚集在城西时，各家只顾扩大生产，无人主动处理废水，最终导致井水污染民怨滋生，便是私营逃避社会责任的典型。
另一方面，私营的活力亦不容忽视。
江南的丝织、陶瓷等行业，商贾们对市场风向极其敏锐，能迅速调整产品样式与产量。
竞争迫使各家钻研技艺、改善管理，虽不免有恶性争斗，却也催生了不少精巧工艺与高效作坊。
这些工坊船小好调头，不需要层层上报，坊主一声令下就能转产，这种灵活是官营体制难以比拟的。
此外，私营还能吸纳大量闲散劳力。
山西许多小煤窑、铁铺，虽安全堪忧，却给了农户一条农闲时的活路。
商贾为利奔走，也自然打通了一些官家未曾顾及的物流渠道，如朔州皮货能销往草原，起初便是私商逐利探出的路子。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活力时与混乱相伴。
私营壮大后常与地方势力勾连，形成利益壁垒，反过来阻碍新政推行。
张居正清楚，沈一贯提出的“煤业总局”只抓优质大矿，并配套延伸产业链，实则是试图在官营与商营之间找到一条新路。
以官营示范技术与管理，提升行业标准，同时留下空间让合规的商营者生存竞争。
这既非全盘官营，也非放任自流。
关键是要划清界限，哪些事必须由官府管死，如安全、环保、最低工钱；哪些事应放手交给市场，如生产节奏、产品创新、内部管理。
这其中的分寸，需在实践中反复调校。
京畿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条件，山西的问题，需要的是一套符合其产业特性
和市场环境的新办法。
这样一来，沈一贯的改革，就不仅仅是山西的事情，更是户部在经济改革上的一次尝试。
张居正说道：“沈沈巡抚奏疏中言，欲聘京师工部工程师南下，并雇江南帐房、管事。此人选，须由户部与工部共荐，吏部作保，保证人员恰当。”
苏泽知他已松动，立刻即道：“张阁老放心。所有技改专款、债券募集之银，收支皆须另立帐册，按月报户部稽查”
“总局用人、采买，亦按律令规定公开进行，御史台可随时督查。”
张居正终于颔首说道：“山西留税两成之事，我可票拟同意。然仅限于三年，且每年留税数额，须由户部根据当年国库实情核定，不可定为常例。”
“债券发行，准其试行，但募资总额、息率、偿还期限等细则，须报户部核准后方可施行。”
苏泽拱手：“多谢张阁老。”
张居正摆摆手，神色却无轻松：“子霖，此事关乎国策试验，成则可为后世法，败则徒耗公帑、滋扰地方。”
“让沈一贯多向内阁汇报，督其步步踏实，尤忌冒进生变。山西官场盘根错节，煤矿利益千丝万缕，一动则百摇。”
苏泽肃然道：“下官明白，沈巡抚非莽撞之人，朔州之治已显其章法。此次整顿煤矿，必以安全条令为刃，先剔腐肉，再育新肌。戚金坐镇山西都司，可稳局面。”
“朝廷此处，有内阁在后持重，应无大虞。”
张居正提笔，在沈一贯奏疏的抄本上写下几行批语，递给苏泽：“将此意转告沈巡抚。望他慎始敬终，勿负朝廷之望。”
苏泽接过，只见批语简明扼要：“山西矿务整顿，准如所请试行。着该抚慎择人、明帐目、稳步骤、察实效。三年为期，成败须有交代。”
他收起批语抄本，向张居正一揖，转身离去。
只是官营私营这件事，就连苏泽自己也没有方向。
原时空，两种模式互相之间竞争，都各自演示过一遍。
可最终这场官营私营之争，也没能分出高下。
苏泽也很期待，沈一贯能够在山西搞出什么成果来。
资源诅咒，这不仅仅是山西要面临的问题，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面临的问题。
如果不能跨过资源陷阱，山西就会陷入到分配不均引发的问题，日后因为资源衰退的时候，也会爆发出更多的危机。
正如沈一贯所意识的那样，如今山西的煤矿业其实也只是刚刚起步的阶段，大明的工商业浪潮还没有开始。
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所以改革起来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若是到了积重难返，或者山西煤矿行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再进行改革，就不是现在这么好说话了。
这也是苏泽如此支持沈一贯的原因。
如今大明面临的问题，已经和苏泽刚穿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候，苏泽知道朝廷政策的弊端，每一项改革只要通过，就能获得很大的成果。
有些改革效果甚至是立竿见影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哪条路才是对的，要怎么走才能更好，这些事情，就不是苏泽一个人能做完的了。
目前苏泽的优势，也就在于他知道，哪些路是死路罢了。
内阁首辅高拱看到财政大臣张居正都点头，自然也票拟同意。
万历皇帝御批了奏疏，圣旨送到山西。
沈一贯接旨，立即着手筹建山西煤业总局。
他亲自写信给京师工部矿冶司，邀请资深工程师任技术总监。
又通过江南商会，重金聘请三名熟悉新式工坊管理的帐房总管。
五月下旬，总局衙门在太原城北原布政司旧仓址挂牌。
首任总办由沈一贯兼任，山西布政使李崇明兼任会办。
技术总监是从京师请来的工部员外郎沈启年，此人虽年轻，但精通机械，曾参与京西煤矿技术改造。
沈启年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带人勘察那十八处收购煤矿。
十日后，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合并方案：
将十八处矿脉按地质条件、煤质优劣，合并为四大矿场，分别命名“晋北”“晋中”
“晋南”“晋东”。
每个矿场配备最新式蒸汽抽水机、通风设备，并设计标准化井巷支护方案。
沈一贯批准方案，命立
即采购设备，招募矿工。
设备采购由沈启年负责。
他通过工部关系，向京畿的工部机械工厂订购了二十台第二代高压蒸汽抽水机、五十套通风机组，以及大量钢管、铁轨、矿车。
招募矿工的事，沈一贯交给了陈文杰。
此时陈文杰已从朔州调回，升任巡抚衙门参政，督工房事。
他先将十八处旧矿的矿工名册汇总，共三千二百余人。
然后发布告示，愿留者，须参加为期半月的安全规程和新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录用，工钱按原水平上浮一成；不愿留者，发放遣散费。
但是朝廷也有要求，酗酒嗜赌的不可以留下。
告示贴出，矿工反应热烈，官营工厂的待遇好，自然都要留下。
培训在太原城外的旧军营进行。
沈启年亲自编写教材，讲解新设备操作、瓦斯辨识、井下避险等知识。
陈文杰则组织识字班，教矿工认写常用字、简单算术。
培训期间，沈一贯多次到场观察。他看到矿工们虽一开始对新规矩不耐烦，但听说这些能保命，便认真起来。
等到六月初，四大矿场陆续开工。
晋北矿场最先投产。
沈启年亲临现场督导，新式蒸汽抽水机轰鸣运转，井下积水迅速排出。
通风机组持续送风，巷道里不再闷热难耐。
铁轨矿车替代了人力背篓，效率大增。
开工首月，晋北矿场产煤量便达到旧矿同期的两倍，而事故率为零。
消息传开，剩下那十二处官督商办矿的矿主坐不住了。
他们主动求见沈一贯，表示愿接受总局技术指导，并请求派员常驻监督安全生产。
沈一概允，但要求这些矿场须按总局标准，逐步设备，并缴纳安全生产保证金。
与此同时，产业链延伸计划也同步启动。
沈一贯划出太原城东一片荒地，作为“煤业工坊区”。
首期建设洗煤厂、煤球厂、焦炭窑各一座。
洗煤厂负责将原煤筛分洗净，提高煤质。
煤球厂将煤粉压制成型，便于民用。
焦炭窑则生产冶金用焦炭，供应本地铁厂。
这些厂坊采用招商承办模式。山西本地商贾见煤矿整顿初见成效，纷纷投资。
不到一月，工坊区便聚集了七家厂坊，雇工超过八百人。
沈一贯又命陈文杰在工坊区试行“合作社”模式。
工人可自愿存钱入股，合作社资金用于低息借贷，并投资厂坊扩建。
同时设识字班、技工学堂，聘老工匠传授洗煤、焦化等技术。
到了这个时候，山西煤业总局初步运转成型。
四大官营矿场月产煤量逐步恢复，而事故率下降九成。
工坊区厂坊陆续投产，煤炭附加值开始留在本地。
矿工储蓄合作社已吸纳存款五千余银元，发放低息借款三十余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