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律师，您说另外两人只是在场？”宋贵拿起一份证据，“这是张浩的手机聊天记录。
案发前一天晚上，他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明天干一票大的。
李磊回复：坑我挖好了。
马强回复：铁锹我带了。
钱律师，您告诉我，这叫只是在场？”
钱大中：“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他们达成了杀人合意。
干一票大的可以指很多事情。”
宋贵：“可以指很多事情？
那好，这是案发后第二天，张浩发给李磊的消息：警察问起来，就说挖坑抓兔子。
李磊回复：知道了。
马强回复：别用自己手机。
钱律师，您告诉我，这是抓兔子还是串供？”
钱大中沉默了。
宋贵步步紧逼：“您再告诉我，三个十三岁的孩子，提前一天挖坑，第二天骗人进大棚，用铁锹打三十多处，事后串供、藏手机、删记录。
您管这个叫未成年人可塑性？
您管这个叫一时冲动？”
钱大中：“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发言。”
审判长：“请讲。”
钱大中深吸一口气，换了策略：
“审判长，辩护人承认，三名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
但本案的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法律适用。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己满十二周岁不满十西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必须情节恶劣，且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是否属于情节恶劣，需要严格审查。”
他翻开一份文件：
“辩护人提交新证据京北大学法学院吴秉正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书。
吴教授认为，本案三名被告人均为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其再犯可能性低，具备矫治教育条件。
吴教授还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责年龄降至十二岁，是例外中的例外，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限制适用。”
宋贵笑了。
“吴秉正教授？”
“钱律师，吴教授是刑法学教授，不是精神病学专家。
他出具再犯可能性低的意见，依据是什么？是社会调查报告。
那社会调查报告是谁做的？是辩护人委托的社工机构。
您拿辩护人委托的机构出具的报告，找吴教授背书，再拿吴教授的背书当证据。这叫循环论证。”
钱大中：“吴教授是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他的意见具有权威性。”
宋贵：“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
那正好。最高检让补的材料里，就包括社会危险性评估。
吴教授评估了吗？他没有。他评估的是可塑性。
可塑性是心理学概念，社会危险性是法律概念。
钱律师，您拿心理学概念偷换法律概念，这叫辩护，还是叫糊弄？”
法庭里有人笑出声。
钱大中脸色铁青：
“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出示第二组新证据，被告人马强的精神鉴定申请。”
审判长：“准许。”
钱大中：“马强在案发后表现出明显的情绪障碍，辩护人申请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
根据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应当进行鉴定。”
宋贵：“钱律师，您说马强有情绪障碍。
我问您，他挖坑的时候有没有情绪障碍？
他骗人的时候有没有情绪障碍？
他打人的时候有没有情绪障碍？
他串供的时候有没有情绪障碍？”
钱大中：“挖坑、骗人、打人，这些都是作案时行为。”
宋贵：“对，作案时他逻辑清晰、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案发后还知道串供。
你告诉我，哪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能这么有条理？”
钱大中：“宋律师，你这是在代替鉴定机构下结论。”
宋贵：“我没下结论。
我只是问您，您申请鉴定，是想证明他作案时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可证据显示，他辨认得很清楚，控制得很到位。
您这个鉴定申请，是为了查清事实，还是为了拖时间？”
钱大中：“审判长，辩护人反对。
被害人代理人无权质疑辩护人的诉讼策略。”
审判长：“反对有效。宋律师，注意措辞。”
宋贵：“好，我注意。
审判长，公诉人刚才出示的第五组证据，被害人伤情鉴定，辩护人有何意见？”
钱大中：“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铁锹造成的创口形态，与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不完全吻合。
辩护人提交外省机构的专家意见，认为部分创口可能系过失造成。”
宋贵：“过失？钱律师，您告诉我，过失能造成三十多处创口？
过失能造成颅骨凹陷性骨折？
过失能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
钱大中：“宋律师，你这是在煽动情绪。”
宋贵：“我煽动情绪？
钱律师，您刚才说过失，才是对被害人的侮辱。
被害人被铁锹打了三十多处，您说过失。
那我问您，第一下是过失，第二下呢？第三下呢？第三十下呢？
难道全是过失？您家过失是按次数算的？”
旁听席上，被害人父亲猛地站起来：“畜生！”
法警上前制止。审判长敲槌：
“肃静！旁听人员再扰乱法庭秩序，强制带离。”
宋贵转向审判长：
“审判长，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请求出示最后一份证据，被害人近亲属意见。”
陈剑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纸：
“这是被害人父母出具的书面意见。
他们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赔偿，不签署谅解书，要求依法严惩三名被告人。”
钱大中立刻举手：“审判长，辩护人有异议。
被害人近亲属的意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舆情风险研判也是核准追诉的考量因素之一。
本案舆情汹涌，司法机关更应保持独立，不能受舆论影响。”
宋贵：“钱律师，您说不能受舆论影响。
那您解释一下，吴秉正教授的文章，阅读量过千万，是不是舆论？
您拿吴教授的意见书当证据，是不是在利用舆论？”
钱大中：“吴教授是学者，他的文章是学术探讨。”
宋贵：“学术探讨？
那好，我也跟您探讨一个学术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把刑责年龄降到十二岁，是例外中的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极端恶性案件。
三个孩子，提前挖坑，骗人进棚，铁锹打三十多处，事后串供。
钱律师，您告诉我，如果这都不算例外中的例外，那什么样的案子才算？
您给个标准。”
钱大中张了张嘴。
宋贵：“您给不出来。因为您知道，一旦给出标准，本案就符合。
所以您只能谈可塑性，谈社会调查报告，谈精神病鉴定，谈过失。
您把所有能拖的、能搅的、能模糊的，全用上了。
可事实就是事实，三十多处创口，不会因为您谈可塑性就少一处。”
钱大中：“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发言。”
审判长：“请讲。”
钱大中站起来：“审判长，辩护人承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辩护人必须指出，三名被告人都是十三岁的孩子。
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是因为他们还有未来。
我们惩罚一个孩子，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教育、矫治、挽救。
辩护人请求法庭，给三个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宋贵：“钱律师，您说给三个孩子一个机会。
那谁给被害人一个机会？被害人也是十三岁。
他有没有未来？他有没有可塑性？
他被骗进大棚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
他的机会，被三个孩子用铁锹，一下一下，打没了。”
法庭里安静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