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眨眼就到春节了，哥哥在家住了不到十天就搬走了。他在外逃亡十二年，模样变化很大，尽管如此，还是怕被老邻居认出来。他白天几乎不出门，如果必须出门，就围着围巾遮住脸，戴一副平光眼镜。偶尔有人问起来，妈妈就说他是我的姨家表哥。不过，妈妈和哥哥心里都有些发虚。哥哥毕竟不清白，是有案底的人。如果他的DNA再次被采集，他就会被认定为十二年前的“鬼枪悬案”的杀人凶手。所以他不敢在家里久住。尤其是春节，亲戚和邻居会有一些走动，他更不敢住在家里。
哥哥在九洲集团总部附近一个老旧的小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认识妈妈。嫂子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脸色越来越红润，说话也有力气了。但操持家务，稍累还是吃不消，拖一遍地板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去一里地以外的幼儿园接送小乖，回来就气喘吁吁。妈妈不放心嫂子，就跟哥哥他们去住，帮他们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小乖，尽量减轻嫂子的负担。我有空也经常过去看看。妈妈虽然累了一些，但看得出她很高兴；这种天伦之乐，是她盼望了很多年的。我假装很委屈，说妈妈扔下我不管，我的脖子都饿细了。嫂子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盯着我的脖子仔细看；小乖也用小手摸我的脖子。妈妈呵呵笑着说，别听他胡说八道，放心吧，饿不着他。我也急忙说，我们单位食堂的伙食挺好的，猪肉大葱包子比妈妈包的包子好吃多了，我一口气能吃四个。
每次去哥哥租住的地方，我都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他说，他工作还能胜任，但比较吃力。在管理方面他欠缺经验，房地产行业的很多知识也有些欠缺。最让他头疼的是，作为九洲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经常和建筑商、材料供应商等等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一想到自己是高中毕业、泥瓦匠出身，还有老案底，心里就发虚。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都对他很客气，恭恭敬敬地叫他“周总”。他本来不必买那些人的账，可对那些人总是很客气。“赖总”曾委婉地提醒他，他代表着公司的形象，该端着的时候就得端着。
为了不给公司丢人，他只能装。他每天都穿着高档西装，身上喷了高档香水，把自己捯饬得头光脸滑，十分光鲜。常年干建筑，他的手有些粗糙，为了让手白|嫩一些，他夜里睡觉的时候都戴着手套，使劲焐。还买了一枚金戒指戴上。起码看起来像个有身份的人，和九洲房地产的总经理要相称。和那些老板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些老板都能讲段子。这些段子一般都是从酒桌上听来的，而他这些年就没上过酒桌，更没听到过什么段子。再搞笑的段子，他听了都忍着不笑，给人的感觉是深藏不露，城府很深。有人问起他的经历，他只是淡淡地说，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十几年了。别人再问，他就装做忽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手机给下属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度，要求缩短工期，语气听上去很严厉——谁也不会想到，那个电话他压根儿就没拨出去，只是装模作样。
我问哥哥心里累不累，他说累，但累并快乐着。他说，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要努力抓住。他很感激赖总，赖总对他有知遇之恩。
哥哥每次提到“赖总”，都恭恭敬敬的。我想象不出，赖晓静这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女孩，是怎么掌控一个上万人的集团公司的。哥哥说，九洲集团抛头露面的是赖总，但实际当家人还是何久洲，一些大事都是何久洲说了算。公司里的一些重要文件，最终都是何久洲签署。
可是，何久洲不是中风了吗？哥哥说，何久洲确实中风了，现在是半身不遂，说话不太利索，每天都在自己的别墅里静养。但他脑子一点都不糊涂，也能握笔写字。公司里的一些重要报表，“董办”的人定期往他家里送。一些公司高层参加的重要会议，都是到他的别墅里去开；他别墅里的一个房间被改造成了小会议室。赖晓静名义上是九洲集团的董事长，但公司的一些元老并不服气她；和哥哥一样，她需要学习的地方也很多。何久洲已经中风了，他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教会赖晓静如何来掌控这个企业。不然的话，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商业帝国就完蛋了。他总是催着赖晓静尽快熟悉各方面的情况，有些拔苗助长的意思。
哥哥是赖晓静唯一的亲信。任命哥哥为九洲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赖晓静在权限范围内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哥哥经常参加何久洲在自己别墅里召开的公司高层的会议。第一次参会，赖晓静把哥哥介绍给了何久洲和公司其他领导。哥哥是认识何久洲的，但何久洲已经不认识他了，况且他又换了名字。
不过，哥哥每次到何久洲的别墅里开会，都莫名其妙地心慌意乱。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低着头，不管何久洲、赖晓静和公司的其他领导发言说什么，他都在本子上做记录。有些内容实在没必要记，他就一笔一画地练字。看上去，他是在认真地做记录，其实是不敢抬头。他到底怕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预感很不好。
二
我一直想调查调查嫂子。没错，我怀疑她。不是怀疑她犯了什么罪，而是怀疑她有重要的事情瞒着我。她家里都有什么人，她和哥哥是怎么相识的，又是怎么结婚的，等等等等，我和妈妈一概不知。她从来不说，哥哥也从来不说。春节假期里，我值了三天班，其余四天时间都和哥哥嫂子在一起。我和妈妈偶尔提起嫂子的家庭情况，哥哥嫂子马上搪塞过去。按照常理常情，这些情况他们是应该告诉我和妈妈的。显然，哥哥和嫂子商量好了，就是要刻意隐瞒一些事情。那么，他们两口子这么做，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是个患有轻度强迫症的刑警，我想知道的事情，如果搞不明白，觉都睡不好。我也不是闲得难受；事实上，我当上了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之后，手里的案子更多了。不像当中队长的时候那样亲自破案，但很多案子要分析案情，提出指导性意见，比当中队长的时候更累了。但不管白天多累，夜里睡觉的时候只要一想起嫂子的身份问题，脑袋就会“铮”地一声，一下子睡意全无，在黑暗中瞪着眼睛，起码半个小时合不上眼。我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了，于是决定马上调查嫂子。
春节假期后结束后的第一天，上午一上班，我一个电话把大嘴叫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升官之后，大嘴接替我的职务，当上了刑警一中队的中队长。我的办公室从中队搬回了局机关以后，和大嘴见面少了。但有什么事，还是第一个想到他。
大嘴开着我原来开的那辆捷达老爷车来到局里，上了楼，门都没敲，“咣唧”一声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就冒冒失夫地进来了。我皱了皱眉头，装做生气的样子说：“嘴弟，我现在好歹是大队的领导，你门都不敲就进来，对我不太尊重吧？”
大嘴一屁股坐在我办公桌旁边的折叠椅上，端起我的玻璃茶杯，“咕咚咕咚”几口，就喝下去半杯。他抹了抹嘴，嬉皮笑脸地说：“我亲哥哎，你这是不识好歹。我能这样对你，说明你这个领导平易近人，和下属能打成一片。我怎么不直接推开局长的门进去？因为局长不像你这样平易近人，是不？”
大嘴当了中队长，贫嘴的功夫也见长。打了几句嘴仗，大嘴问我一大早召见他有什么事。我就把请他帮我调查嫂子的事说了，并让他记下了嫂子周玉兰的名字。大嘴撇了撇了撇嘴说：“就这么点小事，居然还让我堂堂中队长出马，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吗？”
我告诉大嘴，这事必须他亲自干，而且要秘密调查，别整得满城风雨。我要知道周玉兰的家庭情况，包括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什么时候结婚的，她这些年做过什么工作等等，越详细越好。
三
天后，大嘴把他调查到的关于周玉兰的身份信息，打印了装在一个文件袋里，送给了我。是一页A4打印纸，只有短短几行字。这份资料显示：周玉兰，三十岁，辽宁沈阳人。父亲周四福，死亡；母亲夏敏，死亡。六年前在沈阳结婚。丈夫周麒，三十二岁，沈阳人，现任九洲集团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周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后面写着“励志哥”三个字，一看就是大嘴的字迹。大嘴为什么说周麒是励志哥？我想肯定是因为他查到了周麒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出苦力的经历。
这张纸别人看了，可能看不出什么来；我看了一眼，就惊讶得一下子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有三个字刺疼了我的眼睛，又像三根银针一样，扎进我的心脏里。那三个字是：周四福。周四福是谁？一个与“鬼枪悬案”有直接关联的人，确切地说，他是该案的受害人，死在了案发现场。没错，他就是爸爸生前的线人——四眼；“四眼”是周四福的外号。而我的哥哥是杀死他的头号嫌疑人。凶手娶了被他杀死的人的女儿，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呢？
在惊讶的同时，我又欣喜若狂。我隐隐约约预感到，“鬼枪悬案”的真相离我越来越近了。
三
我想尽快找哥哥聊聊；不能问嫂子，她心脏不好，怕刺|激。可是随后的几天里我特别忙，一起跨省流窜盗窃汽车的案子占用了我很多精力，晚上还经常加班；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也被赖晓静缠住，陪她吃饭、逛街、聊天，手机一响，一看是她的号码，我的手都哆嗦。和哥哥聊周四福，需要静下心来，最少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这两个小时却不好找。
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哥哥主动找我了。他不是和我谈周四福，而是和我谈“鬼枪悬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随着这个人物浮出水面，“鬼枪悬案”的真相有望更加明朗。
这天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哥哥的电话。我这是第一次在上班时间接到哥哥的电话——仔细想想，我在休息时间也从来没接到过他的电话。他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不说什么事，支支吾吾地问我中午有没有时间见个面，最好去个安静的地方。我想起我们分局附近有一家“弥特咖啡厅”，就约他去那儿见面。他马上打车往咖啡厅赶。
我到了咖啡厅，刚找了座位坐下来，哥哥就到了。他皱着眉头，脸色有些发灰。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遇到难事了。我问他到底什么事，他说今天上午在何久洲家里开会，见到了李义明。
李义明？这个名字我很熟悉。我忽然想起来了，他是哥哥的初中同学，有点黑社会背景，是个不大不小的混混，四年前参与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致人死亡。当时我也参与了这个案子的侦破，是专案组的一员。那个案子是我参加工作后参与办理的第一个大案，所以记得很清楚。案发现场是在一家KTV，两拨人为争一个小姐发生争执，大打出手。李义明一方人多——大概五六个人，对方只有两个人。结果，对方一人轻伤一人死亡。李义明一方，一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其他人被判了三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义明被判了六年。
当时，我觉得这起案子很蹊跷。死者是一个网络工程师，毕业于北京某大学。我调查过死者的同事，都说死者为人谦和，胆小怕事，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为了和别人争一个小姐打起架来。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不像是过失杀人，倒像是故意杀人，值得再深挖一下。可是，李义明等人一口咬定不是故意杀人，当时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康东升又要求尽快结案，所以没有深挖就结案了。
哥哥在何久洲家见到了李义明，这么说，李义明已经提前出狱了。可是我不明白，他和哥哥有什么关系，哥哥见到他为什么怕成这样？还有，何久洲的别墅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他和何久洲及九洲集团又是什么关系？哥哥说，十二年前就是这个李义明，让他去华联桥把毒品送给四眼。
听了哥哥这句话，我马上判断，当年何久洲陷害爸爸和哥哥，这个李义明是参与者和知情者，他应该是何久洲的人。如果他认出哥哥来，哥哥的麻烦就大了，很可能会坐牢。虽然他的姓名换了，但DNA换不了，DNA能够证明他是杀死四眼的凶手。
我问哥哥，李义明认出他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反应？哥哥说，在何久洲的那个小型会议室里，他和李义明面对面分别坐在两个角落里，他们对视了一眼，就像不认识一样，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微笑，没有任何表示。李义明肯定看见他了，但不确定是不是认出他来了。
哥哥处境危险，我要帮他，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帮他。要帮他，就必须了解他所知道的与“鬼枪悬案”有关的全部情况。我让哥哥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可是他说，他答应过爸爸，那些事情要烂在肚子里，永远不能说出去。我说，当初爸爸不让他说是应该的，是为他的安全考虑，怕说了会带来麻烦。可是现在，爸爸没有想到的新情况出现了，这个时候他身处险境，需要我的帮助，说出来也是应该的；如果爸爸现在还在世，看到哥哥身处险境，肯定不会让我坐视不管。
听我这么说，哥哥的目光有些犹疑，说他回去考虑考虑，看李义明会不会找他，如果找他，又会说什么。如果有必要，他就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相都告诉我。不过，现在他得回去了，公司里还有一大摊子事，他不能离开太久。我问哥哥这次找我需要我做什么，他说暂时不需要，只是让我尽早知道此事，以免万一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措手不及。
哥哥离开后，我又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会儿。我想和他谈谈李义明，还想谈谈他的岳父周四福，有很多话要问、要说，但他今天太忙，只能再找时间了。我预感到，“鬼枪悬案”的谜底快要揭开了。
四
我以为哥哥会尽快找我，和我定个时间好好谈谈。没想到，又过了两天，他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我给妈妈打电话，询问这几天哥哥晚上都是几点回去，妈妈说不知道，因为哥哥回去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哥哥不找我，我只好找他了。周五上午，我处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已经快十一点了，估计上午没什么事了，我就给哥哥打电话，约他在上次见面的“弥特咖啡厅”见面。哥哥说现在正忙着，非得今天见吗？我说，必须今天见，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赶到咖啡厅，我先过去等着。哥哥还在犹豫，我挂断了电话。
我在咖啡厅里等了足足十五分钟，哥哥才满头大汗地赶过来。我原以他还像上次那样垂头丧气的，没想到他红光满面，看见我就咧着嘴笑，好像摊上了什么高兴的事。看来李义明并没有对他使什么坏，我多少放心了一些。我等着他主动和我谈李义明，他不说，我就不问；今天我主要和他谈周四福。
哥哥坐下后，要了一杯绿茶。
我开门见山，盯着哥哥的眼睛说，我已经知道，嫂子是周四福的女儿。
哥哥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了一下，目光躲躲闪闪的，说：“是又怎么样？”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真相，不能隐瞒。我要查清真相，也相信一定能查清。你不告诉我，就是为我制造困难。”
哥哥叹了一口气说：“我会告诉你的，不过不是现在。当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心里已经放下了，你也放下吧。如果爸爸还活着，我相信他也希望你放下。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挺好吗，你查清真相又有什么意义，又对谁有好处呢？”
哥哥说的有一定道理。爸爸已经不在了，即使查清了真相，还他一个清白，他能知道吗？哥哥当着九洲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过了试用期月薪十万元，还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如果查清了真相，他会失去这份工作，他一个高中生，找工作都很难。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确实没什么好处。可是，哥哥说这话的时候，潜意识里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警察；即使把我当成了警察，也不能理解一个优秀警察的职业操守，他太小看我了。在我看来，即使牺牲一些现实利益，真相也必须查清。人间需要公平正义，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白不能倒过来。如果是非不辨，黑白不分，这个世界就会失序，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难以保障。
我不接哥哥的话茬儿，问他这几天在忙些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公司里的事情太多了，他每天都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说着，他看了看表，说一会儿还要和一个部门经理谈工作，他得走了。
哥哥从坐下到离开，总共不到二十分钟。我感觉他在跟我玩“躲猫猫”，我想知道的事情，总是刻意回避。显然，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决定见见赖晓静，通过她了解哥哥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给赖晓静打了电话，约她过来喝咖啡、吃午饭，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从美国回来后，我主动约她，这还是第一次。
我没动地方，只是叫服务生把哥哥刚才喝茶的杯子收走。时至中午，咖啡厅人多了起来。不到二十分钟，赖晓静就赶到了。这次她开的是一辆奔驰越野车，车就停在咖啡厅门口的路边。仍像平时一样，她一身名牌，极尽奢华，引得咖啡厅里所有的客人都向她侧目。她旁若无人地拥抱了我一下，在我对面坐下来。她坐下后不时透过玻璃看她那辆车。我也看了看那辆车，我看见，在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儿，正在低着头玩手机。她的长头发披散着，看不见她的脸。我马上就猜到，那个女孩应该是晓静的“女友”；我不愿做她的男友，她这是又找了一个女友。
晓静要了一杯咖啡，问我找她有什么事。我说，我觉得这几天哥哥有些不对劲，每天晚上都回家很晚，还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晓静说，她已经好几天都没见过哥哥了，哥哥也没向她请假，她还想问问我怎么回事呢。
我低着头啜着咖啡，装做心不在焉，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晓静的眼睛。她冲我咧嘴一笑，急忙低下头去啜咖啡。她撒谎了。我了解哥哥，哥哥十分珍惜晓静给他的这个总经理的职位，恨不能长在办公室里，不可能无故旷工好几天。他们两个人，一个和我“躲猫猫”，一个对我撒谎，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合起伙来瞒着我。可是，他们两人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瞒着我呢？我实在想不通。我也不能问晓静，她不想说的，再问也没用。
我的脸色可能有些不好看。晓静研究着我的脸，嘟了嘟嘴，嗔怪地说：“怎么？打电话把我约出来，就这事？还以为你想我了呢。”
我笑笑说：“想，当然想，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晓静嘴一撇，不屑地说：“去你的，净说好听的。光想有什么用，有本事你练练呀，我随时奉陪。”
我瞅了瞅车上那个女孩，坏笑着说：“她上岗了，我是不是可以下岗了？”
晓静边摆手边摇头，有些放肆地说：“不不不，她只是暂时顶岗。对我来说，你更有用。你现在是待岗，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主动要求上岗的，我对你还有耐心。”
晓静要请我去另一家大酒店吃饭，我谢绝了，于是各自回去。今天上午我太失望了，把哥哥叫出来，他什么都不告诉我；把晓静约出来，也是什么话都没套出来。想起这两个人合起伙来瞒着我一件事，我心里就很窝火，和晓静一起吃饭也不会痛快。
在局食堂简单吃了午饭，我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大概因为上午咖啡喝多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大脑很兴奋。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哥哥和晓静合伙向我隐瞒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不能让我知道。忽然，我想到了一个人：李义明。哥哥和晓静向我隐瞒的事情应该和李义明有关。
哥哥今天上午什么都没告诉我，但几天前他主动找我那次，却向我提供了这么两个信息：一、李义明十几年前就开始接触毒品；二、李义明能出现在何久洲的别墅里，说明他和何久洲也有某种关系，而且是很亲近的关系。根据这两个信息，我几乎敢肯定，李义明也是个毒贩，而且听命于何久洲。
我的大脑太兴奋了，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赖玉生在跳楼自杀前，曾经向我提起，他有一个狱友，知道“鬼枪悬案”的真相；还说，那个狱友手里有一段录像，是何久洲和康东升陷害爸爸和哥哥的证据。那么，赖玉生的那个狱友会不会是李义明？
这个李义明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我要查一查他的资料。于是，我从沙发里坐起来，坐在办公桌前，打开了公安信息网。果然，我查到了以下信息：一、李义明和赖玉生曾经在同一个监狱——南野监狱——服刑，上个月刚刚假释出狱；二、李义明和哥哥同一年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级初中毕业。这么说，他是哥哥初中时的同班同学。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十二年前，这个李义明利用和哥哥是同班同学的关系，骗取了哥哥的信任，故意让哥哥替他去和四眼接头，这是把哥哥当枪使，这是对哥哥的陷害，他是这个阴谋的实施者之一。他手里还有一段录像，只要找到他并拿到那段录像，就能揭开哥哥和爸爸被陷害的真相，就能证明何久洲和康东升是这个阴谋的谋划者，还能证明何久洲当初是个大毒贩。
“鬼枪悬案”的真相越来越近，简直近在眼前。我激动得嗓子发干，两腿颤抖。我决定，马上调查李义明。
五
调查李义明，必须从外围着手，不能找他本人，不然就打草惊蛇了。我能做的事情有三件：一是向我的顶头上司、当年“鬼枪悬案”的办案人之一李超询问李义明在该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二是派人盯住李义明，看他和什么人接触；三是调查四年前李义明参与的那起伤害案的其他涉案人员，弄清李义明在该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鬼枪悬案”的卷宗已经找不到了，好在李超记忆力很好，据他说，在该案中，有一个人指证哥哥出现在了案发现场，那个指证哥哥的人就是李义明。以前我问过李超这个问题，他没告诉我，这次告诉我了。我更加确信，十二年前就是这个李义明诱使哥哥去华联桥送毒品，然后再指控哥哥杀人。那么，对于这一阴谋，李义明应该是知情的。
盯李义明的事情，我交代给了大嘴。大嘴当了中队长之后，也比以前更忙了，但我用他顺手，还是第一个想到了他。另一个原因是，四年前李义明参与的那起伤害案，大嘴也是办案人员之一，他了解案情，也知道李义明这个人。当然，大嘴不用自己亲自去盯，派个可靠的兄弟就可以。
第三件事我得自己亲自去做。我调出了四年前那起伤害案的卷宗，了解涉案人员的情况。李义明一方的五个人，除了他提前假释，另外四个还都在监狱里。受害人一方是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受伤了，死的名叫袁志平，受伤的名叫胡向东，两人是发小。据胡向东的档案记载，他现年三十二岁，前些年曾因赌博、嫖娼多次被拘留，目前经营一家汽修厂。
根据档案记载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汽修厂。那家汽修车临着一条大路，在一个住宅小区的外面，是一个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院子。院子里除了汽修厂，还有一家诊所和一家烧烤店。二十多个身穿蓝色工装的员工，正在洗车、打蜡，忙得不可开交，地上到处水汪汪的。我赶到时，胡向东正一手掐腰，一手夹着烟卷，看着一帮员工忙活。他中等身材，肤色较黑，长得有些丑，让人看了第一眼再也不想再看第二眼。穿了件黑色貂皮外套，那么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看不出好来。我把车停在小院里，向胡向东走过去。胡向东抬头看见了我，愣了一下，眨巴了几下眼睛，咧嘴笑了笑，显得有些尴尬。我和他四年前因那起伤害案件认识，当时讯问过他几次，但案子办完后再没任何联系；现在，他显然认出了我。他大声说：“俞警官来了？快，屋里喝茶。”又指着一个年轻员工说，“你，先把俞警官的车给洗了。”
胡向东满脸堆笑，请我办公室里坐。我说不用，我只有几句话要问，问完就走。胡向东已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只好跟他进去了。办公室里有些乱，除了一张大老板台，还有几个玻璃橱子。老板台上摆着一棵绿色的晶莹剔透的工艺白菜；“菜”是“财”的谐音，摆这棵白菜是祈求发财的意思。还有一条软“中华”香烟，已拆开了。玻璃橱子里摆满了各种汽车配件。看来，胡向东这个汽修厂生意很好。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胡向东马上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又向我递了一支“中华”烟，我谢绝了。我有些口渴，就喝了几口水。我忽然想起，在四年前的那起伤害案中，胡向东被李义明那伙人打成了轻伤，得到了二十万元的附带民事赔偿。而开这个汽修厂，至少需要一百万元的投资，其余八十万元是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不是借的，他吃喝嫖赌，好吃懒做，没人敢借给他钱。我猜测，很有可能是何久洲给了他不小的一笔钱。我决定诈他一回。
我喝着茶，望着院子里忙忙碌碌的工人，说：“胡老板的生意很不错呀。”
胡向东咧嘴一笑，说：“小本生意，马马虎虎，勉强糊口吧。”
我说：“你这个厂子应该是四年前开的吧？”
胡向东一愣，说：“没错没错，开了四年了。”
我说：“据我所知，四年前你被打伤，拿到了二十万的赔偿。可是开这个厂子，一百万下不来吧？其他那些钱是哪儿来的——你可别说是借的，我不信。”
胡向东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去，嘴唇哆嗦着，又吸了一大口烟，大概被呛住了，剧烈地咳嗽，脸涨得发紫，像猪肝一样。
我说：“放心，我不是来揭你老底的，但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胡向东急忙说：“一定一定，俞警官你问吧，保证一句假话都没有。”
我说：“那好，咱们说说袁志平吧。四年前的那个案子，是你在KTV里故意挑事，袁志平是为你出头才被杀死的。他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蓄意谋杀，对不对？事后，何久洲又给了你一大笔钱，你用那些钱开起了这个厂子，对不对？”
胡向东双手抱着脑袋，不住地揪自己的短头发，嘴里唉声叹气的。看得出，他的心理防线快要崩溃了。
我说：“你别紧张。我这次来不是要翻案，只是想知道李义明他们为什么要杀袁志平。”
胡向东一脸惊恐，头摇得像拨浪鼓：“俞警官你别问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冷笑道：“好，既然你不知道，那我还是直接去问李义明吧，他已经出狱了。不过，我会告诉他，我来找过你，你什么都说了。”
说着，我从沙发里站起来，准备往外走。胡向东从老板椅里一个箭步蹿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不，不，不。俞警官，你先别走，我说，我说。”
看胡向东反应如此激烈，我更加确信，四年前的那起伤害案件，不是法院最后判定的“过失伤害致死”，而是故意杀人。胡向东接下来的讲述，也印证了我的这一判断。
胡向东、袁志平、李义明和我哥哥四个人，关系还真有些掰扯不清。他们十几年前就认识。其中胡向东和死者袁志平是发小，都是四川内江人，两人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袁志平性格内向孤僻，上初中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呆里呆气的，但他学习很用功，后来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胡向东调皮捣蛋，初中没上完就辍学混社会，经常惹是生非。李义明和我哥哥是初中同班同学。因李义明跟赖玉生贩毒，手里有钱，出手也很大方，所以笼络了不少混混，当起了带头大哥。胡向东年纪轻轻的就吃喝嫖赌，手头经常很拮据，就跟着李义明混吃混喝。
袁志平从北京的那所大学毕业后，没回四川老家，而是应聘到迦城一家IT公司做网络工程师，是典型的白领。他和胡向东本来是两路人，他从心里也瞧不起胡向东，可是因为两人从小要好，又都在远离家乡的同一个城市谋生，就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吃饭。当然，都是胡向东主动找袁志平，袁志平即使心里不情愿，也不好意思拒绝。除了聊聊一些同学，两人也没有多少话可说。
四
年前的10月，在那起伤害案发生的前一天，李义明找到胡向东，让他约袁志平去KTV唱歌，并让他惹点乱子出来，趁机教训一下袁志平。胡向东不忍心伤害袁志平，可是又不敢得罪李义明。他想，袁志平老实巴交的，没听说他招惹过李义明，即使招惹了，也不会有什么大事，顶多挨一顿打。于是，胡向东就按李义明的要求，把袁志平约到了KTV。没想到的是，李义明竟然把袁志平给杀了。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双方一共七个人，在KTV里要了一个包间。一人一个小姐，陪着唱歌。大概十几个小姐，身上都别着胸牌，排着队站在那儿，让他们挑。李义明挑的是147号小姐，袁志平挑的是196号小姐。说是小姐，年龄看起来也都不小了，应该是孩子的妈妈了；长相和身材也较一般。袁志平这个呆瓜一样的人，紧紧搂着196号小姐，唱起歌来居然很high，话筒拿在嘴边，恨不能吃进去。李义明和147号小姐唱了一会儿，想让196号小姐陪他唱。可是袁志平正搂着196号小姐“阿哥阿妹情意长”，不理李义明的茬儿。李义明很生气，从袁志平手里夺过话筒扔在地上。袁志平恼羞成怒，骂了两句。没想到，李义明和他的几个小兄弟上去就打。袁志平有些蒙了，破口大骂，并抓起一个啤酒瓶子向几个人抡起来。这时，七个小姐悄悄地跑出去了。
胡向东怕事情闹大，急忙上前拉架，却被李义明的一个小兄弟一把推了个趔趄，脑袋碰在玻璃茶几上，鲜血直流，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李义明等五个人已经离开了，袁志平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体下面一摊血……
胡向东来到大街上，捂着脑袋往医院跑。有一辆车追上他，李义明从车里下来，往他上衣口袋里塞了一个信封，叮嘱他说，今天的事情要烂在肚子里，跟任何人都不能说一个字。在医院里，胡向东打开李义明给他的那个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是六个阿拉伯数字，也就是银行卡的密码。他在ATM机上查了查，竟然是二十万元。第二天他就被警方找到了，做了笔录。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一个陌生人找到他，给了他一张八十万元的银行卡。他问那个人是谁，那个人不说，只是叮嘱他嘴严实点，今后老老实实的，不然对自己没好处。他猜测那个人是何久洲的人。他用那一百万元开了这家汽修厂。
那么，李义明到底为什么要杀袁志平？胡向东说，袁志平掌握了何久洲的一个秘密，何久洲授意李义明等人杀人灭口，实质上是雇凶杀人。
关于袁志平掌握的何久洲的那个秘密，胡向东是这么说的：袁志平作为网络工程师，案发前一个多月给九洲集团架设网络。他先去何久洲办公室里安装网线，当时何久洲不在办公室。他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安装好网线后，离开何久洲办公室的时候把笔记本电脑忘在老板台上了。电脑是开着的，上面的摄像头也是开着的。他在别的办公室忙活到中午，离开公司的时候才想起他的笔记本电脑忘在董事长办公室里了，就到何久洲办公室隔壁的“董办”，请一位女秘书开了门，拿走了电脑。
中午回到家，袁志平发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段刚录的视频，内容是：董办女秘书开了办公室的门，走进来一个派头十足的中年人。显然，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董事长何久洲。何久洲进来后随手关上了房门，坐在老板台前喝茶。五六分钟后，又进来一位身材瘦高的中年人，坐在老板台前旁边的一个单人沙发里（袁志平后来才知道，这个中年人是康东升）。何久洲从老板台前的椅子里站起来，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里，他和康东升中间是一张宽约半米的茶几。董办女秘书进来，为康东升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的一角。之后，女秘书离开，并把房门带上。
何久洲和康东升表情都很严肃，都皱着眉头。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也能听清楚。康东升说，在分局里，最让他头疼的人是俞德昭，这个人挡着他的路，绕不过去。何久洲说，办法总会有的，还要多动动脑子……这段视频，袁志平连续听了好几遍，终于明白了什么意思：何久洲和康东升这是密谋陷害一个名叫俞德昭的人，还要陷害俞成麒，故意让他涉毒。
我忽然想起，赖玉生在跳楼自杀前，曾经向我提起他的一位狱友手里有一段录像，那段录像应该就是袁志平录下的这一段。袁志平也认识哥哥，也一定知道俞德昭是我的爸爸。他明明知道爸爸即将被陷害，却没有把录像交给哥哥。如果爸爸拿到了这段录像，何久洲和康东升就完蛋了。但是，袁志平却用这段录像要挟何久洲，向何久洲开口要钱，最终遭到杀人灭口。
那么，袁志平手里的那段录像后来又在哪里？应该是被李义明拿走了。袁志平用这段录像要挟何久洲，何久洲就让李义明等人把袁志平杀了。之后，李义明同样也用这段录像要挟何久洲，向何久洲要钱。袁志平是个书呆子，不知道何久洲有多厉害，也缺少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方法，最后轻易地就被杀了。李义明就不同了，他知道，何久洲能让他杀了袁志平，同样也能再找别人杀了他，所以他会想办法保护自己。而那段录像，就是他的护身符；只要他把录像保管好，何久洲就不敢动他，他一辈子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六
在回单位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把胡向东带回局里录口供，让他把李义明供出来，然后再把李义明抓起来？按照常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琢磨，就应该这么做。我犹豫了，是因为我有了私心，想保护哥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抓了李义明，又从他那里拿到了那段录像，当然很好，那样就可以将何久洲和康东升绳之以法，还可以洗清哥哥当年贩毒的罪名。可是，万一李义明拒不交出那段录像，或者那段录像不在他手里，他一定会狗急跳墙，咬出哥哥就是十二年前杀死四眼的凶手，等待哥哥的只有死刑。
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愧疚感，觉得自己因为私心违背了警察的职业操守，夜里觉都没睡好。经过反复权衡，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马上安排大嘴去把胡向东带回来做口供。我先要抓住李义明的把柄，至于抓不抓他，就要看事态的发展是否对哥哥不利。如果李义明知道胡向东把他供出来了，有迹象表明他要咬出哥哥，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同时让哥哥出去躲避一段时间。我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并没有徇私枉法。因为我最清楚，哥哥是被冤枉的，这是事实；既然如此，就不能让一个被冤枉的人来承担本不应由他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是法律的公正，不容质疑。在我没有为哥哥找到证据并为他平反之前，他不能被抓。
大嘴行动很迅速，接到我的命令后马上带人去了胡向东那家汽修厂。可是没想到，胡向东跑了。大嘴是在汽修厂的院子里给我打电话的，他说，汽修厂已经停业了，今天一个来上班的都没有。据旁边饭店的人说，昨天下午，汽修厂下班很晚，那些员工直到晚上八点多才走，都在饭店里吃的饭。胡向东开着车进进出出好几趟，看起来很焦急的样子。后来胡向东召集那些员工开会，每人发了一些钱，说是暂时停业，什么时候上班，再电话通知。
我知道，我找过胡向东之后，胡向东一定是害怕了，这才脚底上抹油——溜了。他心里最清楚，袁志平被杀一案，实际上是故意杀人，而他是李义明的同谋，如果他被抓起来，可能会被判重刑。
我有些懊恼，心里责怪自己不够果断。没有胡向东的口供，李义明就不能抓了。我问大嘴，李义明这几天都是有什么动静。大嘴告诉我，这几天他一直派人紧盯着李义明，李义明最近经常去九洲集团总部找赖晓静。每次见了赖晓静，从九洲集团总部出来，脸色都很难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
我相信，正像胡向东说的那样，四年前李义明杀死袁志平，一定是受何久洲的指使。如今何久洲跟个废人差不多，赖晓静已经慢慢掌控了九洲集团。何久洲当初可能给了李义明某种承诺，现在不愿或无心兑现承诺，所以他才去找赖晓静。可能是赖晓静没买他的账，他才骂骂咧咧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李义明很危险；他也是一条“大鱼”，身上的秘密很多。我叮嘱大嘴，继续派人把他给盯紧了，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活动轨迹。
我本来就莫名其妙地害怕赖晓静，现在她又和李义明掰扯不清了，我心里的那种惶恐更加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