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不是专业的侦查人员，但是他什么都敢干，拿到了调查权利后，就将相关人员一个个地叫去问话，在使用了一些手段后，将事情的原貌大致拼凑了出来。
卷宗上写的很详细，有人证，有物证，有审讯的记录，林永昌觉得郭松龄这活干的有点糙，手段上的有点多了，对王传珠上将也不是很有礼貌……但林永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郭松龄不会做人，只会做事，审讯的技巧不够，敢打敢拼的精气神跟带兵冲锋的时候还是一样的。
只要郭松龄能坚持铁面无私的做法，那就足够了。
王传珠只是被牵扯，并没有真的参与，他的二儿子在总装备部工作，趁着职务之便，弄到了装甲钢的具体配方，将之卖给了美国人，事实俱在，无可辩驳。据那小子说，他不知道是买家是美国人，本以为是日本人想要，所以这才顺手帮忙了的。不管买家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既然干出了这等出卖国家一级机密的事情，枪毙是逃脱不了的。
其他涉案人员，该杀的杀，该抓的抓，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王传珠上将，由他的卫兵作证，并未卷入泄密事件，因此无罪释放，但是军区司令是不能做了，被调到军校去教书。将领们的卫兵和警卫员都是总参派出的，他们的任务除了保卫将军们的人身安全之外，还有记录生活经历的任务，包括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
将记录翻一遍，就知道王传珠那段时间吃住都在司令部，整天忙着生产兵团的事情，没有参与到案件之中。
以往有不少将领对总参派出卫兵的制度很不满，认为中央对他们不放心，所以才派出来了“监军”。现在看来，这套制度还是很有用处的，既能防止某些事情发生，在出现了问题是，也能用来证明将军们的清白。要是没有这套制度，就算是没有证据，王传珠也洗不清身上的嫌疑了。
郭松龄的动作很迅速，做事非常粗暴，效率非常高，也花去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将案件梳理清楚。等到中央将相关人员审判完毕，又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林永昌回到长安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1909年的5月，案件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出来。
《人民日报》用了一整个版面来说这件事，王传珠上将的二儿子和其他6人枪毙，21人流放，六十多人被开除党籍……除了“装甲钢配方泄密”的事情外，拔出萝卜带出泥又查到了不少的事情，顺带着也给一起解决了。
上将的儿子也要被枪毙？消息捅出来后，无异于是引发了一场地震。除了上将的儿子之外，很多很枪毙和被流放的都是所谓的“大院子弟”，那可都是有背景的人，说杀就杀了？
林主席在《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上发表文章，“新中国人人平等，敢自称贵族，敢自称是高人一等的，都将被人民的铁拳粉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但是很可惜，吴稚辉和蔡元培等人又一次的逃过了制裁。他们的屁股坐歪了，但是却非常聪明。这些人胆子却不大，一有风吹草动，就缩了回去。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总不能说为了这个几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就破坏法律吧？那林永昌就真的要变成慈父了。
“依法治国”会被歪曲成“依闹治国”，“律师治国”，但是这个道理是没错的。唔，作为法律工作者，为什么叫做律师，而不是法师？是因为法师这个词已经有了特指吗？
在欧洲转了一圈后，林永昌更加坚信“人民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为了保证有更多的人认同“人民主义”，需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所以在实行“一五计划”的同时，人民政府也在推行“文化革新”。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跟林永昌心中最好的结果相比，当然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但是如果横向跟其他的国家比较，或者纵向跟之前的王朝相比，现在的中国无疑已经算得上是“政通人和”。
隔壁的日本摸着中国老大哥过河，发展速度非常快，可是依旧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在《劳动法》出台后，工人的权益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日本的资产阶级为了绕过《劳动法》的限制，一方面大力推崇“工匠精神”，另一方面弄出了“劳务派遣制度”，在为自己捞好处和甩锅方面，日本人不比中国人做的差。
所谓的“劳务派遣制度”，主要就为了干这么几件事情：工不同酬、同岗不同权，社保福利待遇低，没有职业培训，职业发展受限。这是为了保障资方利益而弄出来的制度，好处由资方占有，责任则是由劳动者自己承担。
后世某团弄出的百万个体户就是“劳务派遣制度”的变种，这个制度从出生开始就不怀好意。林永昌对“劳务派遣制度”深恶痛绝，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让他签《三方合同》，就是“劳务派遣”的一种。
林永昌当时看完合同后，还有些不解，为什么要签“劳务派遣”呢？难道不能和用人单位直接签合同吗？后来他明白了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区别，搞清楚了外包，“包税制”这些东西，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劳务派遣制度”这种东西了。
伊藤博文没有林永昌这样高的声望和实力，对日本的各个势力是又打又拉，加上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左派分子，所以对《劳务派遣制度》是不反对的。但是林永昌不同，林主席的威望无人能及，因此拒绝了在中国推行《劳务派遣制度》。
林主席心系劳动者，这是好事，但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的用工成本是要比日本高的，工人的品均工资差不多是日本工人的1.8倍，这导致了很多日本工人跑到中国来干活，乃至于干脆入籍当了中国人。中国的用工成本高，在利润的驱使下，很多企业将工厂设在了日本，日本政府因此得到了大量的税收，而中国则是少了不少收入。
中央和地方上都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劳务派遣制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不能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