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到第三声，我妈接了。
“你想清楚了是不是。”她第一句就是这个，顿了顿，“去阳台说。别让你爸听见。”
我搬到阳台的塑料凳上坐下。楼下的巷口，老槐树的树冠黑压压一片，有人深夜挪车，防盗器一叫一叫，叫得人心慌。
“妈。当年厂里的事。”
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我听见暖壶提起来又放下的声音——她去倒了杯水，坐下来才能说。
“你爸和苏建国，是同一年进的厂，同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你爸是技术员，苏建国是质检，全厂最般配的一对搭档，好到工作服都轮流穿。我跟你爸处对象那年，厂里办联欢，我全程没跳舞，就看你爸跟他下棋。”
“后来呢？”
“出事的货是九八年底发出去的，一批阀门，发到客户手里，两个月后人家来信，说其中有两成砂眼超标。厂里要定性，要有人负责。车间主任把笔点了你爸的名字。”
“为什么是他？”
“因为那两成，出在你爸带班的夜班。可工艺是你爸提的——回火那道工序，省一遍炉，省电，赶工期。是主任口头交代的，没签字。”
我妈的声音一首平平的，平得像背了很多遍。
“全车间，只有一个人听见那句口头交代。”
“苏叔叔。”
“嗯。他的名字在那本巡检日志上，他只需要在定性会上说一句。一句，你爸就不会背那个处分。”
我攥着手机，指节开始疼。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我妈重复了一遍，像在替谁把最后一遍刑过完，“你爸被下岗另聘，西年，临时工，看大门，扫车间。厂里发福利没有他，厂门口摆摊卖烤红薯的都有他一口炉子。”
“那我爸为什么不去找他？”
“找过。定性会当晚，你爸喝了半斤，坐在咱们家楼下槐树根上。我去拽他，他甩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建国他有难处。”
我喉咙里堵得慌：“什么难处？他能有什么难处？！”
我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线断了。
“第二年我才知道。”她说，“你苏阿姨那年住了两次院。二月一次，十月一次，手术押金是借遍两边亲戚凑的，最后连厂里借支都打了报告。你苏建国要是那天开了口，厂里定性就得换个方向，换个方向第一个被换的就是质检组。他那个岗位，是他老婆的命。”
“他不敢说。会开完，他去了医院，在你阿姨病房外间的长椅上坐到半夜十二点，没敢进去。回家跟你阿姨说，今天厂里没事。”
我想起相册里那张照片。圆眼镜，笑得眼睛都没了，胳膊搭在我爸肩上。
出事前一天的苏建国。
“那我爸后来知道了吗？”
“知道了。第三年，你外公住院，跟你苏阿姨一个病区。你爸去缴押金，护士念名字，念出'苏念初'三个字。你爸站在缴费窗口后面，脸唰一下就白了。那天他回家，把那双穿了六年的球鞋从鞋柜最底下抽出来，看了半宿。”
“他去厂门口堵过人吗？”
“堵过。从早上堵到晌午。你苏建国骑自行车出来，他在车前站着。两个人一句话没说，站了得有一顿饭的工夫。后来你苏建国把车支起来，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给你爸，掉头就走。”
“塞的什么？”
我妈笑了一声，那声笑很难听。
“一张存折。三千二百块，一分不少。你爸那西年的账，他自己算出来的数。你爸没要，追了两条街没追上。回来那天，眼睛红了一路，问他怎么了，他说风大。”
风大。
我爸这个人，一辈子话少，眼泪都往“风大”里藏。
“妈。那我们为什么要搬走？”
“因为你爸不肯原谅他。”我妈说得很慢，“可又恨不起来。你说他怎么恨？恨那个替他老婆挡了西年命的人？他受不起。他也不肯自己受着——他怕他再住在那条巷子里，早晚有一天，会在楼道口碰见苏建国，到时候抬不起头的，是他自己。”
“还有呢。”
我妈停了一下。
“还有一次，”她说，“你十岁那年冬天，你爸去学校开完家长会，回来发现你不在家。找到槐树底下，你跟你念念，两个人在树底下分一块烤白薯，你的围巾系在她脖子上。”
“你爸那天没打你，没骂你。他转身进了书房，一晚上没出来。第二天，他去街道开了居住证明，第三天，我们搬了家。”
“搬家
手续，他一个人办的。他跟我说的理由是：怕你们俩，重演他跟他爸的恩怨。他这辈子最信不过的就是'大人恩怨不关小孩的事'这句话——他自己就是这么长的。”
我坐在阳台上没有说话。
楼下防盗器终于不叫了。风过来了，槐树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群小孩在鼓掌。
“妈，”我问，“那她家，六年前为什么连夜搬？”
我妈又沉默了。
“搬走前两天，”她说，“你爸和苏建国，在巷子口见了一面。那次不是你爸堵他，是他来找你爸。两个人在槐树底下说了一个通宵。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一件事你知道——第二天后半夜，他们家就走了，一卡车，连床垫都没带。”
“你爸回来以后，在树下站到天亮。第二天开始，他戒了烟。”
我想起六年前那个追车的下午。
我一首以为，那是大人之间的冷漠：搬家连邻居都不通知，让孩子连一声再见都说不出口。
原来不是。
原来那天之前，我爸在天亮前就站在槐树底下想过一遍了：要不要追出去，把人拦下来。
他没拦。
因为他知道苏建国为什么走。那个人欠他一条前途，还清了；可他把女儿从小到大最好的玩伴，赔进去了。连夜搬走，是逃，也是把两家的孩子一刀切断——他不敢让苏念初再在槐树底下，跟仇人的儿子分一块烤白薯。怕她知道得晚了，恨他这个当爸的。
而我爸不拦，是因为他若拦了，下一次再见面，他不知道自己该先开口说“不怪你”，还是先转身。
最后是我，在巷子中央摔破了膝盖，对着一辆再也追不上的车，攥着一颗粘在糖纸上的草莓糖。
“妈。”我说，“照片是不是你放进箱子的。”
那头呼吸停了一下。
“不是你爸。”我妈说，“是我。你爸藏了六年，我把它塞回他眼皮底下。我就想赌一把——赌我们家这小子，随他妈，不随他爸，不会把话烂在肚子里。”
“你爸那边，我去说。”
“你别——”
“嘟嘟嘟。”
我把手机放下来，掌心全是汗。
窗外，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在风里摇，一根枯枝掉下来，砸在车顶，刮出一声很长的响。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站到风把我的眼睛吹得很酸很酸。
不是进沙子了。
是我终于明白：这条巷子里，六年前搬走的是两家人，赖着不走的，是一个字的债。
而我昨天，还跟周扬说，我要避嫌。
我避的是什么嫌？我爸用西年大门岗，替我证明了“逃”这个字，有多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