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脸间里有人在洗手，旁边站着一个穿灰色外套的女人，三十来岁，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凌霜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出来，有些凉，她用饭盒接了一点晃了晃倒掉，再接了小半盒。她从布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布，姥姥缝的洗碗布，蓝底白花的手帕大小，蘸了点水开始擦饭盒。
旁边那几个人的话题从昨晚一首延续到现在，还没说完。那个穿灰色外套的女人声音不高，但咬字特别清楚，每一个字都像用尺子量过的，不快不慢地往外送：“我跟你说，这趟车上昨晚出了大事，就咱们这后面几节，九车厢。人贩子，一男一女，还有个老太太。三个人！”她竖起三根手指晃了晃，指头粗短，指甲剪得很秃，看起来是干粗活的，“那男的可会装了，我跟他就隔一个铺位。昨晚那姑娘还好好地在过道上站着呢，后来就不对劲了。脸通红，走路走不稳，被那个男的扶着，说是闺女带去看病，我们大家伙儿还同情了好一阵，谁知道是人贩子。”
旁边一个年轻姑娘接话，声音脆生生的，着急忙慌地从嘴里往外蹦：“我们那边也在说。我家隔壁巷子的闺女，就是去附近的姑姑家探亲，人就不见了。姑姑说她没去，她家里人说她走了。两边对不上。好几年了，那姑娘音信全无。就是碰上人贩子了，卖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老两口逢年过节就哭，逮谁都问有没有见过他们家闺女。听不得别人提这事，一提就哭得站不起来。”她说着，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真的难过，不像假的。
穿灰色外套的女人摇着头叹气，把水龙头拧紧，甩了甩手上的水：“这人贩子就该枪毙。那些拐孩子的、拐姑娘的，就该拉去吃枪子儿。一个闺女养那么大，说没就没了，当爹娘的怎么活。”另一个一首没开口的妇女也接了一句，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就是嘛，丧良心的。”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愤，声音也渐渐大了起来。有人说起自己村子里丢过孩子，有人说起亲戚家的女儿被拐到外省好几年才找回来。站台水龙头哗哗的声音在她们的话语间穿插着，白花花的水流着一刻不停。
凌霜把饭盒里里外外擦干净，洗碗布拧干了叠好。她没有参与她们的谈话，没有追问那个姑娘现在的情况，没有打听人贩子被带去了哪个车站。她拧上水龙头，端着饭盒从人群中穿过去。脚步很轻，没人注意到她。那些人还在说，人贩子真该枪毙，是啊，枪毙都便宜他们了。
回到铺位，她踩着梯子爬上去，把饭盒塞进布袋里，在铺位上躺下来。被子拉到肩膀，枕头垫在脑袋底下，脸朝着车壁。车壁是冰凉的，灰白色的漆面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盯着那道裂缝看了一会儿，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遮住下巴。
昨晚没怎么睡，整夜都没有真正合过眼。先是跟着那个男人穿越了几节车厢，又用异能追踪那些气息的变化。后来写了纸条，躲在暗处等待那一切的结局。凌晨时那几团浊气从车上被带走，她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天亮了，车厢里有人在走动，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早餐，卖东西的小推车从过道里来来回回地推，车轮嘎吱嘎吱响。广播报了几个站名，声音从车厢顶上的喇叭里放出来，滋啦啦带着电流声。这些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退下去。
凌霜闭上眼睛。火车还在往前开。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均匀稳定，哐当，哐当，哐当。这个声音没有急也没有缓，就像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被子上，一小条金色的光，慢慢地从肩膀移到枕头旁边。她翻了个身，把脸朝向车壁，那道光落在她的后脑勺上，热热的，像是有人把手掌覆在她头顶。
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隔着一两节车厢的距离，乘务室的门关着，帘子垂着，那个被灌了药的姑娘还躺在行军床上，没有醒过来。但她会醒的。呼吸己经平稳了，面色也好多了，卫生员说药效过了就能醒，可能就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但她会睁开眼睛，会看见头上的灯，会听见车轮的声音，会知道自己还在这趟车上。到那时候，她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人，没有那个“当家的”，没有那个“大嫂”，没有那个笑呵呵的“大娘”。到那时候会有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会有人联系她的家人。她会哭，可能是在出站口，也可能是在医院。但她会活着，会回到亲人身边，会比那些连哭的机会都没有的人幸运无数倍。
凌霜闭着眼睛，手指在被子里轻轻描了一下那道光线的位置，从肩膀到枕边，从暖黄到淡金。她的手缩进被子里，搭在胸前。火车还在往前开，下一站不知道是哪里，她没有听广播。布袋靠着枕头放着，微微隆起，鸡
蛋和饺子都吃完了，狍子肉也吃完了，还有姥姥塞的两个苹果没动，留着午饭吃。
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变得均匀平稳，胸口的起伏慢慢的、一下一下的，像潮水拍打着沙滩，又缓缓退去。被子里的她缩成一团，脸埋进枕头里，像一只把自己卷起来的刺猬，露出短短的头发和一小截脖子。阳光从帘子的缝隙里慢慢移过来，落在她的耳朵上，把耳朵照得透亮，像一片薄薄的红玉。在睡梦中，她的嘴唇微微弯了一下，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在一个安全的、温暖的地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