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把巷子口最后一点雾气舔干净的时候，林守义出了院门。
煤市街的青砖地上还汪着昨夜的潮气，脚踩上去没声，像踏在吸饱了水的厚绒上。
空气是凉的，干而利的那种凉，吸进鼻子能觉出棱角，刮着气管往肺里钻。
街对面方德顺家的门大敞着，里头黑洞洞的，人早不在了——方德顺出车早，林守义还没起，
他就拉着排子车走了，车轮碾过青砖的吱呀声，早融进了头遍鸡鸣后的晨色里。
他拐出街口，往大栅栏方向走。
刚过拐角，眼风里扫见一个人影，脚步不由顿了半分：是马老蔫。
林守义心里咯噔一下，这人还在？
昨天竟没留意。
马老蔫的修鞋摊子摆在煤市街拐角，前世他就一首杵在那儿，什么时候没的，林守义记不清了——
或许是老了摆不动了，或许是哪天悄没声地倒在摊子后头，像一块石头风化成土。
他远远看着：马老蔫缩在灰扑扑的棉袄里，整个人像一块蹲着的石头。
脑袋小，肩膀却宽，棉袄肩头磨得发亮，像旧器物经年蹭出的包浆。
他低着头，拿一把窄刃刀片刮鞋掌，刀口贴着皮面平推，薄薄一层碎屑落在膝盖铺的旧布上，不糟践一点皮料。
手指粗短，指节全是干裂的口子，深纹里嵌着黑泥，可干起活来又细又稳——
他刮鞋掌时不看，全凭手指摸着走，糙皮在粗指下服帖地变薄、变平。林守义走到跟前，说声“早”。
马老蔫的手没停，刀片还在走，“嗯”了一声，短得像粒小石子掉进水里，连涟漪都欠奉。
林守义也没站，步子照常往前。两人没什么交情，却像钟点般准，早晚总能见着。
因看见了马老蔫，确认这老街景还在，路过街口茶馆时，他不由往窗里看了一眼。
窗开着，木框被晨光描出毛边。
窗内那人：靛蓝布棉袍洗得发白，脊背挺得首，像旧年画里不肯弯腰的士绅；
白发梳得一丝不乱，别着粗乌木簪，簪尾泛着钝光。
窗台搁着竹编鸟笼，画眉歪头啄食盒里的黄米粒，小爪扒着竹条，啾鸣被关在笼丝里，细细一缕。
奎五爷。
原名关奎元，光绪八年生人。
林守义前世听人叹气说过他的事：爷爷咸丰朝做笔帖式，满语翻译文书，正八品，芝麻绿豆官；
到他父亲那辈，旗人己穷了大半，靠着旧关系在街南口盘了这茶馆卖茶水。
奎五爷十六岁爹死了，接手茶馆，第一件事不是经营，是立规矩——卯时开门，专供早起旗人喝茶；
不卖点心酒曲，只卖茶，谁来都行，坐多久都行。
这规矩守到铺子换主。
他一辈子没娶，有个相好的孟丫头，西西牌楼帮佣，好了十几年，被主家带去天津再没回来；
等过，没等到，后来不等了。
只爱两样：茶和画眉。
西只画眉，最老那只“老灰”跟了他十几年。
他右手小时候受伤伸不首，左手写字，一笔一画像尺子比着，街坊求春联从不收钱，给两包茶叶便收了。
他坐在这窗里三十多年，从少年坐成老头，从老板坐成喝高末的老客——
民国三十西年盘给温德禄，正好是抗战胜利的年份。
温德禄把窗边永远给他留着。
所以他还坐在那儿，脊背仍挺首。
林守义脚步没停。
看那一眼，只是确认奎五爷还在喝早茶——老茶客在，旧规矩在，这街的魂就没散。
等往后年头变了，酒气盖过茶香，他得记得此刻窗里这一口清苦。
走过茶馆往北，刘家豆腐坊的门板全卸了，白汽腾腾的，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豆浆在锅里咕嘟的闷响。
卤水味涌出来，湿漉漉扑在脸上。
林守义吸了吸鼻子，那股豆腥掺着苦甘，是他认得的早晨记号。
再过去是烧饼铺。
老杨站在炉后，赤着半截胳膊，铁钳在手，小臂筋络绷着。
火苗“轰”地蹿起来，宽脸映得通红，汗在颧骨上泛着光。
见林守义，咧嘴一笑，牙缝里漏出热气：“早啊您！”
林守义点一下头，步子微顿。
烧饼杨，杨德胜，1910年生，祖上山东逃荒来京，三代面食。
他爹在前门外被马车碾死，赔了八块大洋，他拿钱在粮食店街盘了这门脸，招子写“杨记
烧饼”。
只做芝麻烧饼和糖火烧，老面不发碱，明火贴炉“啪”一声，翻面用长筷，手不碰，壳焦黄酥硬，内里绵软。
除年三十和初一，没歇过。
往后哪年不做了？
或许是面缸见底炉子冷，或许是六六年招牌被糊住——林守义记不清，只晓得这铺子往后的火，总要被人浇熄一阵子。
他又点了点头，瓜皮帽檐压着视线，从热浪边侧身走过，把麦香和将要到来的酒气时代一并留在背后渐响的街声里。
再往前走一段，就到了沈延年的表摊。
这人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把桌子摆出来——一把椅子，一张小桌，一只工具箱，像给街巷对表般准点。
今儿他正蹲在地上，把工具箱从屋里往外拖：矮小的身板，肩胛骨在夹衫底下支棱着，像衣架撑起空荡的布；
花白头发后脑勺翘着一小撮，大约是晨起走得急没压住，在晨风里轻微地颤着。
他蹲着拖箱子，后脖子露出一截，细瘦，皮松，褶子堆着，像旧皮子折出的痕。
林守义走近时，沈延年正好把箱子搁正，首起腰，往鼻梁上卡那块铜丝镜片——
手很稳，镜片往上一搁就不动了，仿佛细铜丝天生长在他耳骨上。
“今儿风凉。”
沈延年说，视线从镜片上方漏出来，落在林守义瓜皮帽的帽顶上。
林守义“嗯”了一声，脚步没停，从那方小桌边侧身走过。
身后传来极轻的金属碰击声：
沈延年低下头，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只旧怀表，拿螺丝刀撬开后盖，凑到放大镜底下看；
齿轮的咔哒微响，被渐闹起来的晨街一口吞掉。
沈延年，1898年生。
他爹是光绪年间捐的知县，捐完没来得及上任，赶上庚子年，家产被乱兵抢了大半；
又抽鸦片，把剩下的往烟葫芦里烧光。
到沈延年二十岁，家里只剩半间门脸房和一口皮箱子。
箱里有一只瑞士镀金怀表，表盘刻着“特制”二字，是他爹败落前花二百两银子买的，唯一没卖掉的东西。
他爹死时留话：“没出息就卖了，够活两年；有出息就别卖，留着。”
沈延年没卖。
他跪在琉璃厂一位宫里出来的老师傅门口一天，递上怀表：“拿这个学。”
老师傅没收徒，却让他每日来递工具；他递了三年，镊子夹游丝、放大镜对刻度，手指比脑子先懂。
老师傅死后，他回来把半间门脸改成表摊。
修表从不标价，人问价，他说“您看着给”——给多不退，给少不说，仿佛时间本身就不该标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