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的频率极高，范围极广，迅速蔓延大半个山东。ｘｘｓｓｙｑ.ｃ=ｏｍ
地方税吏和协助征税的乡绅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征收效率急剧下降，大量的税款和粮草在征收环节或运输途中频频“丢失”、“被劫”。
这使得袁世凯本就并不宽裕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其扩军备武、编练新军的庞大计划受到严重制约，每一天的拖延都在消耗他宝贵的战略时间。
许多袁世凯委任的县级官员、委员，被层出不穷的袭击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轻易下乡，政令不出城门，基层控制力被大大削弱。
社会秩序出现动荡，原有的保甲体系失效，一些真正的土匪盗贼也趁势而起，打着各种旗号混水摸鱼，进一步恶化了治安环境，形成了恶性循环。
那些原本看好袁世凯、愿意出钱出粮支持他“维持秩序”、“剿灭乱党”的地主乡绅，现在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被袭击的主要目标，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威胁，自然开始犹豫、观望、甚至暗中抱怨。ｗ|ｏｄｅｂｏｏｋｓ._ｃ|ｏ|ｍ
而最具政治杀伤力的，是严重损害了袁世凯竭力塑造的“维持秩序”、“保境安民”的强势统治者形象。
连自己的基本盘山东都治理得烽烟四起，治安败坏，税收不畅，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其有能力统御全国？南方那些本就心存疑虑的督抚和革命党人会如何嘲笑？虎视眈眈的列强旁观者们又会如何重新评估他的统治能力和投资价值？
袁世凯被这来自背后的冷箭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他时常在签押房里对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暴跳如雷，痛骂地方官无能，斥责巡防营废物。
他不得不从本就紧张的新军兵力中，分派出更多的部队用于地方“剿匪”和维稳，这又反过来极大地削弱了他应对河南方向和周鼎甲正面威胁的能力。
大量的军费被消耗在无休止的巡逻、清乡、追剿之中，效果却微乎其微。ｘ#ｉｎｄｘｓ.ｃｏｍ那些义和团武装就像地里的野草，烧了一茬，春风一吹，又冒出新的一茬，而且行动越发狡猾难测，让袁军防不胜防。
周鼎甲的这一步“祸水东引”，可谓精准狠辣，打在了袁世凯的七寸之上。他用最小的成本和风险，就将强大的对手拖入了山东内部的治安战泥潭，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袁世凯的精力、兵力与资源，使其无法全力干预河南事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在山东的统治根基，为未来的冲突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两家比乱，周鼎甲显然更胜一筹。因为他本就是打破旧秩序者，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和既得利益需要维护，敢于放手让下面去“搞乱”，甚至乐于见到对手的后方陷入混乱。
而袁世凯则完全不同，他需要维持秩序以显示其统治能力，需要稳定税收以支撑其宏图大业，需要士绅支持以巩固其权力基础，他根本吃不消这种无休止的、破坏性的、损耗元气的乱局。
这场围绕中原的暗斗，从一开始，实力看似占优的袁世凯就陷入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和难以破解的困境。
第六十六章 裱糊匠的反应
上海巡道街，中华共和国总统临时驻地（前上海道台衙门），李鸿章，这位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如今又被推上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位置的耄耋老人，刚刚送走了趾高气扬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长达一个半时辰的会谈，几乎耗尽了他最后一丝精力。窦纳乐带来的并非和平的橄榄枝，而是一份敲骨吸髓的条款清单。英国人凭借着八国联军仍盘踞京师的军事压力，言辞倨傲，条件苛刻至极：
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可以，但巨额赔款一分不能少，数额之巨，足以让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财政彻底破产，为了可持续的涸泽而渔，巨额赔款分几十年，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扣除赔款的部分，也就是关余，才给共和国政府。
北京使馆区和京畿附近所有战略要地，必须允其驻军，而且还不允许中国军队驻军，总之一句话，中华共和国要把裤子扒了，随时等待着，洋鬼子想上就上。
严惩抵抗八国联军的“祸首”周鼎甲，取缔一切形式的“排外”、“反帝”运动，必须白纸黑字写入条约。
新政府必须无条件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对此次“拳乱”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甚至要按照他们的意愿“修订”这些条约，使其更有利于外国资本。
中华共和国未来的政治运作，需在“友邦”、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指导”下进行，包括开设议会、制定宪法等，实则要将中国彻底变为半殖民地。
李鸿章与窦纳乐反复周旋、讨价还价，赔款可
以谈，但绝不能是对方开口的天文数字，否则新政府立时就要垮台，至于海关继续被控制，只能收到一些关余，反正也挡不住，这一条可以同意。
李鸿章指出之所以出现民乱，就是接受西洋教育的老百姓太少了呀，他要求赔款的三分之一用于办学，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