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博尔斯克之战，更像是一场绝望的挣扎，而非有组织的防御。ｗｏｓ~ｈｕｃｈｅ#ｎｇ.!ｃｏｍ他手中的筹码正飞速流失。
“阁下，”参谋长迪特里希斯将军走进车厢，声音低沉，“鄂木斯克……守不住了。城里的秩序正在瓦解，布尔什维克的渗透和煽动无处不在。
前线报告，红军先锋距城已不足五十公里。他们至少集结了三十万兵力，其中一线主力有十五到二十万。”
三十万对多少？高尔察克苦笑着。他名义上仍有数十万军队，但真正有战斗力的核心，早已在连续的败仗中消耗殆尽。
剩下的，是裹挟的民兵、动摇的地方部队、以及被败兵潮卷进来的各色武装，他们根本挡不住如狼似虎、高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军。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是他，他的将军们，还是那些依附于白军政权、恐惧布尔什维克报复的贵族、官僚、知识分子、僧侣和他们的家眷，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东方。５２0ｓ!ｓｗ.!ｃ`ｏｍ
那个方向，有中华革命军。
过去一年多的种种摩擦，此刻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人确实占据了广大的东西伯利亚，还跑到鄂毕河流域，还把至少二十万人送到了鄂木斯克，无数人恨中国入骨。
但是，中国人也实实在在地提供了武器、弹药、军服，甚至部分粮食，让他的军队得以维持，中国人也接纳了不少贵族，虽然中国人打着种种名号拿走了不少黄金，但好歹给了东西，也接收了不少人，这已经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从夏天开始，中国人就在拼命加固从鄂毕河向东的防线，修建兵站、仓库，囤积物资。他们的公开社论固然对西伯利亚“历史主权”虎视眈眈，却也从未明确划界，反而一直呼吁“恢复秩序”、“防范苏俄”。
就在几天前，他连续收到了两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一封来自中华帝国西伯利亚派遣军总司令张启轩上将和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吴佩孚少将，语气堪称“诚恳”：“高尔察克阁下：惊闻贵部战事不利，深表关切。ｇｏｕ=ｇoｕ&ｋａ#ｎｓｈｕ.ｃｏｍ我部已于鄂毕河一线构筑完备防线，储存必要物资，旨在维护区域稳定，防范战火无限制蔓延。
若贵部有意，可东撤至我防线前，依托工事，共同抵御赤化浪潮。此地可作贵部喘息重整之基，亦为追随阁下之众多俄国民众提供一线生机。盼明智抉择。”
另一封则来自关系复杂的捷克军团指挥官盖达，虽然捷克军团已大部东撤，但仍留有关联人员和情报网：“高尔察克：中国人这次是认真的。
我们在鄂毕河以东看到了他们的工程规模和物资储备，远超预计。他们的防线很坚固，后勤虽然受限于铁路，但确有持续补给能力。向东，你们或许还有机会；留在原地，或向西，只有毁灭。”
是陷阱吗？很可能是。中国人想要的，恐怕远不止贸易和资源。但留在这里，是立刻被红军碾碎的结局；向东，至少还有一道由中国人修筑的、看似坚固的屏障，还有谈判、交易、甚至……利用中国人去消耗红军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身后那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恐慌的“逃亡队伍”，需要一个目的地，哪怕那个目的地是另一个深渊的边缘。
“传令，”高尔察克的声音干涩沙哑，仿佛不是自己的，“放弃鄂木斯克。所有能行动的部队、政府人员、以及……所有愿意跟随的民众，向托木斯克方向集结。我们将……向东转移。”
命令下达，鄂木斯克顿时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与混乱。能带走的，不能带走的，都被塞进火车、马车、雪橇，或者干脆背在身上，更多的人，闻风而动，如同受惊的旅鼠，盲目地加入这向东逃亡的洪流。
他们中有白军残部及其家属，有旧沙俄的文武官员，有工厂主、商人、地主，有东正教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有贵族、知识分子、艺术家，还有无数只是单纯害怕“红色恐怖”、怀念旧日秩序的普通市民和农民。
一辆辆火车严重超载，冒着黑烟，挣扎着驶向东方，后面是望不到头、在泥泞雪地上蹒跚前行的人流。
在这片混乱中，一支由28辆经过特殊加固、门窗紧闭、警卫森严的装甲列车车厢组成的车队，被严密地保护在队伍的核心位置。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车厢里装载的，不是人，而是沙皇俄国中央银行金库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笔储备。
原本约500吨的黄金，在之前的混乱中，一部分被捷克军团以“运输保护费”或通过私下交易拿走，一部分在混乱中遗失或被盗。
如今剩下的，是经过重新清点、
熔铸成标准金块的280吨，价值约2.8亿美元。这是白俄政权最后的血脉，也是高尔察克未来一切可能的谈判筹码和复兴希望。它被秘密分装，代号“特殊货物”。
1919年11月初，一支由超过50万（名义上）溃兵、以及超过75万各类逃亡者组成的、总数高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