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挡得住的！
而等到明年泥泞季节结束，利用这个冬天，又将有无数物资和几十万中国军民进入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太清楚，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我国皇帝陛下正在进行规模空前的重工业发展计划，到1925年，我们将拥有800万吨钢铁，50万吨合成氨。ｘｓｈｂ-ｏｏｋ.ｃ-ｏ!ｍ
更重要的是，从恰克图到托木斯克2500公里的东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工程正在修建中，目前恰克图到北海，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伊尔库兹克段新国防铁路已经修通！”
两人对视，目光中充满了无声的较量。
最后，图哈切夫斯基移开了目光。他重新看向窗外那片被暮色笼罩的战场，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疲惫：
“蒋将军，您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军人，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下棋的人坐在后方，喝着茶，看着地图，移动我们，牺牲我们，为了他们想要的结局。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ｙｅ$.*ｃｏｍ而我们，只能前进，或者死去，没有选择。”
蒋方震沉默了片刻，走到他身边，往外望去，夜色渐浓，战壕里亮起了零星的灯火，像地狱里闪烁的鬼火。更远处，红军的后方，铁路工地的探照灯亮了起来，在夜空中划出刺眼的光柱。
“至少，”蒋方震最终说，声音很轻，“作为棋子，我们要努力让自己死得有价值一些。或者，努力让自己……变成下棋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转头看他，两人再次对视，这一次，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较量，而是一种奇异的、属于职业军人才懂的共鸣。
他们都经历过战争，都见过死亡，都明白，在宏大的战略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泥泞、鲜血和恐惧中挣扎。
“我会把您的提议，转达给伏龙芝同志！”
“保重！”
两人握手，然后各自转身，在警卫的簇拥下，走下小山，走向各自的方向，而山下的堑壕里，尼古拉·伊万诺夫正在站夜岗。ｄｅｎｇ-ｙ$ａｎｋａ!ｎ.ｃｏ-ｍ他抱着步枪，盯着五十米外那片黑暗，耳朵竖起来，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
他不知道刚才山上有两个将军在进行一场可能决定他命运的谈话，他只知道，今夜很冷，他很饿，他很想家，以及，他还活着！
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在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省，某村庄，这个村庄已经死了，不是被战火摧毁的，是被饥荒杀死的。
村口的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露出森森白骨，有的还新鲜，但被乌鸦和野狗啃食得面目全非。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腐臭，混合着尘土和绝望的气味。
安娜·彼得罗芙娜，这个三十岁的农妇，背着一个破布包袱，手里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外的土路上。她另一只手拄着一根木棍，每一步都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倒下。
她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不，准确说，是三天没吃到像样的东西。昨天，她挖到了一些草根，嚼碎了喂给孩子，自己吃了些树皮。前天，她运气好，在一条干涸的小溪边找到了一只死老鼠，虽然已经发臭，但她还是烤熟了，和孩子分着吃了。
再往前，她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丈夫在春天被征去当兵了，说是去打白军，再也没有回来。然后，征收队来了，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那是留到明年春播的种子——全部抢走了。队长说，这是为了支援前线，为了革命。
再然后，天一直不下雨，庄稼全都枯死了。
再然后，村里开始死人。
先是老人，然后是孩子，然后是女人，最后是男人。饿死的，病死的，自杀的。村苏维埃的主席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教堂早就被拆了，神父被枪毙了。没有人组织救灾，没有人发放粮食，什么都没有。
只有死亡。
安娜原本也想死，但看着身边这个孩子——他叫阿廖沙，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大得吓人，整天喊饿——她知道自己不能死。
至少，不能在这里死。
她听说，东边，哈萨克草原那边，有白军，有中国人，他们在收容难民，给吃的，给活干。虽然那是“反革命”的地盘，但总比饿死强。
所以，她收拾了家里最后一点能带走的东西——一件破棉袄，一个铁皮杯子，一把小刀，还有丈夫留下的一枚圣像挂坠——带着孩子，上路了。
走了多久？她不记得。五天？十天？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
路上，她看到了更多的尸体，
更多的废墟，更多像她一样逃亡的人。有些人结伴而行，但更多人独自行走，眼神空洞，步伐蹒跚，像一群行走的骷髅。
偶尔，会有红军巡逻队经过。但那些士兵也面黄肌瘦，军装破旧，看到难民，只是麻木地扫一眼，就继续前进。
有时候，他们会拦住难民，检查证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做——也许是因为没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