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没有力气。ｗ_ｏｄ!ｅ_ｂｏｏ@ｋ.!ｃｏｍ
有一次，安娜看到一个红军士兵偷偷塞给一个老妇人半块黑面包。老妇人跪下来吻他的手，士兵却像触电一样缩回去，快步走开，脸上是羞愧和痛苦的表情。
安娜没有停留。
她一直向东走。
白天走路，晚上找地方躲起来——有时候是废弃的窝棚，有时候是干草堆，有时候就是露天地。她不敢生火，怕引来野兽，或者更可怕的东西。
阿廖沙越来越虚弱。昨天，他发烧了，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安娜把最后一点水喂给他，用湿布敷他的额头，但没有任何好转。
“妈妈……我饿……”阿廖沙半梦半醒地呢喃。
“很快就到了，宝贝，”安娜低声说，声音嘶哑，“到了那边，就有面包，有热汤，有床睡觉……”
她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
但她必须说。
因为如果不说，她可能就真的走不动了。
前方，道路拐了一个弯，绕过一片小树林。４３ｋａｎsｈｕ$.+ｃ#ｏ*m安娜听到了一些声音——不是风声，不是鸟叫，而是……马蹄声？
她立刻警觉起来，拉着阿廖沙躲到路边的沟里，趴下来，屏住呼吸。
马蹄声越来越近。
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
她从沟沿悄悄探头，向外望去。
大约二十多个骑兵，正从东面飞驰而来。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军装，戴着圆顶军帽，背着步枪，马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军装上，绣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徽章不是——他们不是该死的红军；也不是白军——白军的军装她见过，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
“中国人！”旁边沟里，一个同样躲藏的中年男人低声惊呼，“是中国人的骑兵！”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
中国人？真的是中国人？
骑兵队在小树林边停了下来。为首的军官——一个三十多岁、脸庞黝黑、眼神锐利的汉子——举起手，示意队伍停下。ｐｆxｓｓ.ｃo#ｍ他用一种安娜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几句，然后有几个骑兵下马，开始检查周围。
一个骑兵向安娜躲藏的沟走来。
安娜浑身僵硬，抱紧了阿廖沙，闭上了眼睛。
脚步声停在她头顶。
然后，一个声音响起，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
“出来。不杀。”
安娜颤抖着，慢慢抬起头。
那个中国骑兵站在沟边，低头看着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审视的冷静。
“出来，”他重复，指了指道路，“安全。”
安娜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着阿廖沙爬出了沟。
其他难民也从各自的藏身处陆续走出来，大约有十几个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惊恐而茫然。
中国军官骑马走过来，目光扫过这群难民，然后对身边一个会说俄语的士兵说了几句。那个士兵上前，大声说：
“你们是难民？从西边来的？”
难民们听不懂，也不敢说话。
“跟我们走，”士兵打着手势向东，还做出吃东西的样子，“去营地，有吃的，有医生。”
难民们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
“真的……有吃的？”一个老妇人颤声问。
“有，”士兵点头，语气肯定，“但到了营地，要登记，要检查身体，要遵守纪律。愿意劳动的，分配工作。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能再回来。”
难民们炸开了锅。
“我愿意！我愿意！”
“带我们去吧！求求你们！”
“孩子病了，需要医生！”
安娜抱着阿廖沙，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绝处逢生的、近乎崩溃的狂喜。
她跪下来，对着那个中国军官磕头，用她能想到的最虔诚的话说：“谢谢……谢谢您……救救我的孩子……”
军官没有动，只是看着她，眼神复杂，然后，他对士兵说了几句，士兵走过来，扶起安娜，说道：“起来吧，不用跪。上马，我们带你去营地。”
安娜抱着阿廖沙，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坐上了一匹马的背后。马背很宽，很稳，士兵在她身后，拉着缰绳。
骑兵队重新出发，向东而去。
安娜回过头，看着身后那条她走了无数个日夜的、布满死亡的道路，看着那些还站在路边、茫然无措的其他难民，看着西边那片被旱灾和饥荒笼罩的土地，眼泪不停地流。
阿廖沙在她怀里，迷迷糊糊的问：“妈妈……我们去哪里？”
“去有面包的地方，宝贝，”安娜吻着他的额头，声音哽咽，“去能活下去的地方。”
马匹奔跑起来，风在耳边呼啸。
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
但她知道，无论如何，都比身后的地狱强。
三天后，额尔齐斯河东岸，中华革命军设立的“第三难民收容营”。
营地很大，用木栅栏围着，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十排帐篷。中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