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听到这里，已经全然明白了周鼎甲的意思。ｎｅｗｔｉａn~ｘｉ.`ｃｏｍ他在心里迅速盘算着这个方案的风险与收益。
”陛下的意思是……通过某些渠道，对那边的……革命力量，提供一些……助力？”他措辞格外谨慎。
”朕没有说过任何这样的话，”周鼎甲微笑，举起茶杯，”朕只是说，让那边热闹一点。”
高桥也举起茶杯，两人相视，会心一笑。
”还有，”周鼎甲若无其事地补充了一句，”菲律宾，也可以热闹一点。省得美国人总把眼睛盯着咱们亚洲邻居，无事生非，菲律宾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咱们总得想办法挤走美国人，要不然你我两家就算下了南洋，随时也可能被人拦腰砍断！”
高桥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将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咀嚼了一遍，然后，郑重地放下了茶杯，”老臣，深受启发。”
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共同沉默地品着茶，像是两位在棋盘边休息的老棋手，默默等待着下一手的到来。g$ｇ`ｄ!ｂｏｏ@ｋ.ｎ`ｅ-ｔ
高桥离京的第二天，周鼎甲开始直面另一堆让他同样头疼的问题。他桌上摆着一叠厚厚的报告，来自各地工矿、国有企业和商业协会。内容形形色色，但核心主题只有一个：帝国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实在太烂了，没人想买。
这是一五计划发展到今天，必须面对的、比任何外部挑战都更令人沮丧的内部困境。
以钢铁为例。帝国的粗钢产量，目前已经跃升至年产约六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足以让周鼎甲感到欣慰。但进一步的数据却让人头疼：约有23%的批次，因为成分控制不稳定，被标注为”次等品”！
各种锻件、铸件的废品率，在某些工厂高达30%以上；某型号水泥磨机，机架出现系统性裂缝，整批产品被迫返工；廊坊某军工分厂生产的枪机零件，互换性差得令装配工人叫苦连天——本来流水线的精髓就是零件互换，这一来，流水线变成了手工作坊，效率大打折扣。sｏｅｏ.`ｉｎｆ~ｏ
机床、泵、阀门、电动机……每一类产品，都有类似的问题。
相比之下，进口的德国货、美国货，贵是贵，但用着踏实，工人们心里有数，宁可用那些旧的进口设备，也不愿意冒险换国产的新机器。
但周鼎甲不可能让这个局面持续下去。
一方面，大量的外汇必须花在购买帝国自己暂时无力生产的设备和技术上——比如大庆油田的开采装备、石化设备、精密机床。如果连帝国已经可以生产的东西，也要花外汇进口，那外汇根本不够用。
另一方面，如果那些质量低劣的国产机器卖不出去，工厂就陷入亏损，工人工资无着，整个工业的良性循环就会中断。
他需要两手同时抓。
一手，是强制市场消化国产品，央行会发出一份通知给各个进出口公司，凡帝国工厂已能生产的工业品类别，进口同类产品必须提供足够的技术说明，陈述进口的必要性，为此央行审批部门将增加几个工业部的审查人员。
为了避免欧美不满，进口的大门不关，但外汇窗口事实上设了极高的门槛，这是用货币管制来替代直接加税，既符合帝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承诺，又实际保护了本土市场。
另一手，是打响质量管理的战争，他从美国延揽来了五位泰罗制管理专家。其中领军者是一位名叫爱德华·莱文的工业工程学教授，曾在宾夕法尼亚和匹兹堡的多家钢铁厂主持过系统性的效率改造，此时已经来到中国一段时间，指导中国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莱文教授一行抵京后，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不是外宾惯常的鸿门宴式欢迎，而是周鼎甲亲自出席，带着太子周继业，以及工商、国防工业等各部的核心官员，在勤政殿大议事厅聆听了莱文主讲的第一场科学管理讲座。
这本来是一件有些不寻常的事情。一个国家的皇帝，亲自坐下来听一位外国教授讲生产管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中国，它就这样发生了，安安静静，理所当然。
莱文教授站在巨大的黑板前，在翻译的帮助下，一条条地讲解工时研究、动作分析、标准作业程序、计件工资制……每隔一段，他便会用一个具体的案例说明——他来华后实地考察的廊坊兵工厂、武汉钢铁厂——指出当前管理中具体的漏洞与浪费所在。
周鼎甲坐在第一排，全程一言不发，手里握着铅笔，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旁边的周继业同样在记，偶尔两人对视一眼，互相点点头。
莱文讲完，周鼎甲亲自提问，直接用汉语，翻译转达，问得非常
具体：”如果工人完成的计件数量达到了标准，但产品有次品，如何在绩效体系中体现？”
”标准作业程序的制定，由工程师单独完成，还是需要老工人参与？”
”新工人达到熟练工标准，平均需要多少训练时间？如何缩短这个时间？”
莱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