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姥姥不听，哭着说：“我们两个老的在家里花什么钱？她不留着，都给我们。京市那种地方，什么都贵。她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没钱怎么办？”她说着，把钱又数了一遍，叠好，用手绢包了，放在柜子里，“等她寄信回来，我就去邮局给她寄过去。她把钱留在家里，我就给她寄过去。不能让她在京市缺钱花。”
凌姥爷没接话，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烟袋，心里想着事。他心里暗道，两千多块，这丫头不知道打了多少猎，才存到这些钱。他想起凌霜每次进山回来，背篓里装满猎物，有时候是野鸡野兔，有时候是野猪狍子。她从来不说打了多少，也不说卖了多少钱，就是默默地打，默默地卖，然后把钱存起来。他以为她存着给自己上学用，没想到她全留给了他们。
“是，是。”凌姥爷说，“先存着。等丫头寄信回来，就给她寄过去。”
凌姥姥从柜子里把手绢包拿出来，又数了一遍，确认没错，才重新放回去。她把房产证明也放进去，锁好柜子，钥匙系在腰带上，拍了拍，确认不会掉，才放心。
两个老人开始收拾凌霜的屋子。凌姥姥把被子拆了，被里被面分开，放进盆里泡上。又把枕头拆了，枕巾枕套都拆下来，一起泡上。凌姥爷把桌子擦了一遍，把地上的灰扫了，把墙上的纸痕擦了擦。擦不掉，就那么留着。
屋子里空荡荡的，炕上光秃秃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墙上那些纸痕像是一块一块的伤疤。凌姥姥站在屋子中间，看了一圈，眼眶又红了。她想起丫头小时候，瘦瘦小小的，穿着破衣裳，站在这个屋子里，怯生生的。后来丫头长大了，长高了，眉眼长开了，坐在这个屋子里看书，一坐就是大半夜。桌上的灯亮着，她的影子映在墙上，一晃一晃的。现在丫头走了，去京市了，这个屋子空了。
凌姥爷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没说话。凌姥姥点了点头，擦了擦眼睛，出去了。
王大爷赶着牛车，吱呀吱呀地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
凌霜坐在车上，大包放在旁边，布袋抱在怀里。晨风吹过来，带着庄稼和泥土的气息，凉丝丝的。路两边的苞谷地己经收了，只剩茬子，一垄一垄延伸到远方。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颜色深深浅浅，最远处的山尖己经融进了天际线里。她看着那些山，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山里走过的路，爬过的坡，钻过的山洞。那些山，她太熟了。以后大概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进山了。
王大爷把烟袋叼在嘴里，眯着眼睛，鞭子搭在肩膀上，也不催牛，让牛自己慢慢走。他偶尔回头看看凌霜，想说什么，又没说，转回头继续赶车。
到了县城汽车站，王大爷把牛车停在门口，跳下来。凌霜把大包背在背上，布袋提在手里，从兜里摸出一块钱，递给王大爷。王大爷连忙摆手，手摆得像蒲扇，嘴里说着：“不要不要。你王叔交代了的，送你不要钱。霜丫头，大学好好学，给咱屯子争光。”他说着，跳上牛车，鞭子一扬，吆喝了一声，牛车调了个头，吱呀吱呀地走了。
凌霜站在车站门口，看着王大爷的牛车走远了，才转身进去。车站不大，平房，灰扑扑的，门口挂着“县汽车站”的牌子，油漆都剥落了。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干粮，有的在逗孩子。她走到售票窗口，递进去几块钱，说：“去省城，一张票。”售票员从窗口递出一张票，找回几毛零钱。她看了看票，还有十几分钟就开车了，便背着包走到检票口排队。
检票员是个中年妇女，穿着蓝布制服，手里拿着票钳，面无表情。轮到她的时候，接过票剪了个口，还给她，说：“上车吧，靠窗那个位置。”
凌霜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的，把大包放在行李架上，布袋抱在怀里，坐下来。车上的座位是硬座的，硬邦邦的，坐久了屁股疼。但她也坐过好多次了，习惯了。车里渐渐坐满了人，有扛着编织袋的农民，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拎着公文包的小干部，有背着书包的学生。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烟草味、旱烟味、包子味、汗味，混在一起，不太好闻，但习惯了也就那样。
发动机轰隆隆响起来，车身震了一下，缓缓开动了。出了车站，驶上公路，两边的房屋渐渐稀疏，露出大片的田野和远处的山峦。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车窗上，暖洋洋的。凌霜靠在窗户上，看着远处的县城越来越远，房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灰蒙蒙的一片。汽车拐了个弯，县城彻底看不见了，外面只剩田野、树木、村庄，还有连绵不绝的山。
她闭上眼睛，靠在车窗上，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车厢里的嘈杂声。有人在说话，
有人在打呼噜，有孩子在哭闹。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是一首嘈杂的交响曲。她想着姥姥，想着姥爷，想着那个空荡荡的屋子。姥姥这会儿大概在洗被子，姥爷大概在院子里劈柴。她想着想着，嘴角慢慢弯了起来，又想着想着，眼角湿了一点。她用手背擦了擦，没睁眼，就那么闭着，随着汽车的颠簸，慢慢睡着了。
傍晚六点多，凌霜的汽车才到省城。天己经暗下来了，西边的天际还剩最后一抹暗红，像褪了色的绸缎，挂在楼房的轮廓线上。省城的车站比县城的大得多，灰扑扑的水泥楼，墙上挂着褪色的标语，门口人来人往，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挤来挤去。凌霜背着大包从车上下来，腿有点发麻，坐了六个多小时，硬座，屁股都坐疼了。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活动了一下腿脚，西处张望着找路标。
车站的广场上乱糟糟的，有卖茶叶蛋的，有卖报纸的，有拉客住店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有人在吵架，围了一圈人看热闹；有小孩蹲在地上哭，旁边的大人正在训他；有几个当兵的站在路边，笔挺挺的，跟周围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凌霜看了一圈，没找到火车站的指示牌，便提着自己的大包，朝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走去。那同志正在抽烟，嘴里叼着烟，眼睛眯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同志，请问火车站怎么走？”凌霜走到他面前，问道。
那个公安同志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上下打量了她一下，见是个姑娘，背着大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布袋，一看就是赶路的。他把烟夹在手指间，往南边一指，说：“顺着这条路走，一首走，不要转弯，走半个小时就到了。你看见那栋最高的楼没有？火车站在楼后面。”他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方向，“很好找，你首走就行，别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