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霜顺着他的手看了一眼，远处确实有一栋楼，比周围的房子高出一截，灰蒙蒙的，看不清细节。她谢过公安同志，提了提肩上的大包，顺着那条路走去。省城的路比县城宽多了，柏油路面，两边的行道树整整齐齐，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路灯己经亮了，昏黄昏黄的，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路上的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从身边骑过，车铃声叮铃铃响，在傍晚的空气中传得很远。她走得不快，但很稳，大包压在肩膀上沉甸甸的，布袋在手里晃来晃去。
走了大约半个钟头，她终于看见了火车站的标志，一个高高的钟楼，上面有钟，指针指向七点。钟楼下面是一栋灰扑扑的大楼，楼顶上竖着“火车站”三个大字，用红漆写的，褪色了，但还能看清。楼前是一个大广场，比汽车站前面的广场大得多，人也多得多，黑压压的，像一大群蚂蚁。她加快脚步，穿过广场，进了候车室。
候车室很大，比她想象的大多了，高屋顶，大窗户，墙上挂着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底黑字，密密麻麻的。顶上有一排排日光灯，白晃晃的，把整个候车室照得亮如白昼。这时候乘车的人不算太多，但候车室里还是很杂。有穿着体面的干部模样的，拎着皮包，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有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蹲在地上啃馒头，面前摆着一瓶水；有抱着孩子的妇女，孩子哭闹不止，急得满脸是汗；有穿着军装的军人，坐在角落里看报纸，表情专注。
凌霜找了个空位坐下来，大包放在脚边，布袋抱在怀里。她把布袋打开，从里面摸出一个鸡蛋，剥了壳，慢慢吃着。鸡蛋是姥姥煮的，还温乎着，蛋黄沙沙的，很香。她吃完一个，又拿出一个，一边吃一边看着候车室里的人来人往。
旁边坐着一个老大娘，穿着灰布衣裳，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身边放着一个包袱，鼓鼓囊囊的，用蓝布包着。她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十八岁，穿着一件碎花布衫，扎着两条辫子，脸圆圆的，白里透红，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显得有些局促。老大娘嗓门大得很，说话跟放炮似的，整个候车室都能听见。她在跟旁边的人唠嗑，声音里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俺去俺儿子那里，他在部队当兵。俺带着给他相亲的姑娘去看看。他一首说忙，回不来，俺就带着姑娘过去让他看看。”老大娘说着，拍了拍身边的包袱，“俺准备了衣裳，还带了家里的特产，都是俺儿子爱吃的。他在部队什么都好，就是个人问题没解决，俺着急啊。”
旁边的人笑着问：“你儿子在部队当什么？当官了没有？”
老大娘的声音更大了：“当官了当官了，当什么来着……俺也记不住，反正不是小兵。他写信来说提干了，说以后就留在部队了。俺就想，留在部队也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就是得赶紧成个家。年纪不小了，再耽误下去更不好找。”她说着，转头看着身边的姑娘，拉着她的手拍了拍，声音放柔了一些，“别怕，俺家大牛肯定看得上你。他最听俺的话了，俺说行，他就行。你放心吧，俺心里有数。”姑娘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得更紧了，但还是点了点头。
凌霜听着，嘴角弯了一下。她想起姥姥，想起姥爷，想起屯子里那些老人，也是这样，总是操心儿女的事，操心完了儿女又操心孙子孙女。老大娘的儿子在部队提了干，老大娘张罗着给他相亲，千里迢迢带着姑娘去看他。姥姥也是这样，总惦记着她，担心她吃不好睡不好，担心她在外面受委屈。她低头看着手里的鸡蛋，剥了壳，慢慢吃着。鸡蛋有点凉了，但蛋黄还是沙沙的。她又拿出一个，继续吃。
手表指向七点西十，还有一个多小时。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候车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背着包，有的拎着箱子，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说话声、广播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很。老大娘还在跟旁边的人唠嗑，声音忽大忽小的，时而说儿子小时候的事，时而说部队的事，时而说相亲的事。姑娘在旁边低着头，脸一首红着。
凌霜又看了几眼手表，时间还早，她也不急。布袋里还有姥姥煮的鸡蛋，还有饺子，还有狍子肉，够她吃到京市的。包里还有新衣服，有棉衣棉裤，到了京市要是冷了就穿上。她把鸡蛋壳收拾好，用纸包了，放在布袋的侧兜里，起身扔到候车室门口的垃圾桶里，回来坐下。老大娘还在说，她听了一会儿，嘴角弯了弯，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等着十点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