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破书毕竟是文抄流不是黑道流……更确切地说，我们袁大师的主业毕竟是文抄公，不是什么黑道太子爷。
因此当他在同仁茶楼大发神威的时候，却有人正在商务印书馆研读他的《宰执天下》……
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区宝山路的总厂落成，占地八十余亩，其中设有四个印刷所、编译所、仓库和涵芬楼（即后来的东方图书馆），还有一个附属的尚公小学。
顺便说一下，宝山路这条马路也算是赛里斯近代多灾多难的历史见证之地了。
李立三建立的上海总工会就在宝山路上，所以后来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正是从这里开始爆发的。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淞沪会站，宝山路所在的闸北区都是中日两军的鏖战之地。
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之中，小日本很有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当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的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不得不说，作为赛里斯的“好徒弟”和“好邻居”，小日本还真懂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个道理。
当然啦，在1921年8月，赛里斯出版业大龙头还是好好的。想来有了百岁山大龙头这位穿越者，馆中的珍藏在未来也会好好的。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制霸赛里斯出版业，此时的监理，未来的董事长——张元济那真是功莫大焉。
他1867年生于广东，1892年中了光绪壬辰科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他，不过政变失败后他自然是立马被捕下狱，等待着他的是和“戊戌六君子”一样的命运……
这个时候李合肥出手把他救出了天牢，还推荐给了盛宣怀，而老盛此时正在筹建各个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于是张元济先是担任该校的译书院院长，后来成了南洋公学总理（校长）。
然而他在1902年毅然辞去这个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之中。
当时他的这个决定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要知道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不过是几个家庭式印刷作坊的小老板合资创办的小企业，甚至当时的经理夏瑞芳只不过是排字工人出身。
一个是官督商办的大学校长，一个是民间出版社的总编，张元济居然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
然而他这次“下海”那是成功无比，正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赛里斯出版业的大龙头。
照理说，总领其事的张大监理日理万机，也不用专门来审旗下发行的某本杂志的稿件。但是他今天一整天都在看《小说月报》沈雁冰主编送来的一份稿件。
张元济看的是如此入神，甚至连外面下了大雨都不知道。直到天色发暗，他的秘书进来开电灯的响动才把他惊醒了过来。
他恋恋不舍地放下手抄本，抬头吩咐秘书道：“去把高所长、沈主编……对了，还有胡先生，一起请过来。”
不多时，他口中的高所长就走了进来道：“菊公，你找我？”
老张字菊生，人家才尊称他为“菊公”。
张元济哪怕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监理，也不敢怠慢来者，起身迎道：“梦翁来了，请坐请坐。”
梦翁便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他和穿林北腿、沈雁冰等人一样都是以字行，原名高凤谦。因为他比张元济还大了三岁，所以被称为“梦翁”。
这位我大清的秀才公的资格也是老得不得了，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面发表了一篇《议废除跪拜逸事论》，受到了梁任公的赏识，遂成为至交。
二十世纪初，张元济为了编纂小学教材，特意聘高梦旦入馆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后继任编译所所长。其实就相当于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
高梦旦在赛里斯文化圈被尊称为“伯乐”，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就是他提携上来的。而且他在1923年还把最小的一个女儿——高君箴嫁给了郑振铎。
高梦旦落座之后，便看到张元济拿起一本小册子向自己问道：“梦翁，这本小说你也看过了吧？”
话说沈雁冰昨天拿到了袁燕倏给的几本小册子，那是连家都没有回，直接来到了商务印书馆。他让人连夜加班把这几本小册子刻写出来，用油印机复制了好几份，今天一大早就送到了自己上司和同事们的手中。
所以高梦旦看到封面上的《宰执天下》也点了点头道：“不瞒菊公，我也正在看呢。要不是你找我，我正打算一口气读完呢。”
“哈哈哈……”张元济笑着说道：“梦翁果然和我一样也入迷了啊……”
恰在此时，两个年轻人被秘书领进了办公室，打断了他的话头。
老张和老高那也是很有风度的文士，虽然来者是年轻的后辈，可是他们依然站起招呼道：“雁冰，还有适之先生，你们也来了啊……”
没错了，和沈雁冰一同进门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了。
注意啦，注意啦，注意啦，“黄山老猢”并不是“太湖小袁”的蝴蝶翅膀给扇到上海来的，在原本那条历史线上，这位北大教授如今确实身处商务印书馆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年届五十的高梦旦谦虚地认为“时局日益革新，编译工作须适应潮流，站在前线，吾将不适于编译所所长。”。
所以在今年春天他特意去了一次北平，很有诚意地邀请名满天下的胡大博士兼教授继任自己的职位，还对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见胡适当年4月27日日记）
胡适当时没有表态，但是在北大放暑假之后，还是来到了魔都进行了一次考察，甚至在期间正儿八经地约谈了一下“未来”的部下们。
而差一点当了他部下的沈雁冰对此也有记录：我也是被“召见”的一个。我从没见过胡适，但早从陈独秀《新青年》到上海来编辑、发行那时，就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头子。我只回答他的询问（那都是琐屑的事），不想多谈。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
不过后来胡适拒绝了这个邀请，转而推荐了他曾经的老师王云五。
要知道这可是赛里斯最大出版社的总主编，论收入比一个大学教授高出数倍，论权力更是有着云泥之别。
可想而知，作为赛里斯最大出版社的总编，完全可以网罗海内外的人才，进而培养自己在学界的势力……名利双收，等闲事儿。
胡适自称，他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才推辞不就。
然而考察他的生平，此君其实最擅长的就是搞人事关系，称得上长袖善舞，起码比他的学术水平厉害。
按照沈雁冰的看法：胡适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后来站到胡适对立面的左翼文人，沈雁冰的这个说法太过政治色彩，也真的有点诛心了。
其实真要说起来，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视颇高啊。
他自己的说法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这句谦逊话的潜台词无非是说，自己去商务从事编辑出版之事，有点不值。
而建国后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编辑陈原在《读〈张元济年谱〉》一文中谈到此事时，直言不讳地说：“胡适来馆虚晃一枪，却不理解（或不屑做）这项工作，荐了王云五入主商务。”
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在学术方面努力一下，而这个职位无疑要占用他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了。
作为晚辈和下属的胡适之和沈雁冰先是弯腰行了一个半礼。
接着老胡便扬了扬手中几本小册子，操着一口徽州口音的国语笑问道：“菊生先生，梦旦先生。你们找我和雁冰兄来是不是因为这个啊？”
“适之老弟，你真是一语中的啊！”
张元济一指室内的客座道：“来，我们坐下来谈……”
这二老二少那可全都是赛里斯顶级文人……当然啦，沈雁冰现在还差点火候。
他们四人各自落座，直入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