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
魔都外滩，新袁公馆。
“东荪兄，任公要来上海参加公学的开学仪式，还准备顺便参加小弟的婚礼……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鸿渐兄，这自然是真的啦。你不欢迎吗？”
“哈哈哈……”
真的有点喜出望外的袁大师笑着说道：“东荪兄，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任公是我想请都不敢打扰的贵客，他老人家能来小弟自当是倒履相迎。怎么会不欢迎呢？”
比起老康，他对小梁的印象好多了。
梁启超在历史上有“梁多变”之称，先是和他老师一起搞维新改良，在遇到铁拳无敌之后开始支持革命，到美利坚走了一遭之后却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辛亥之后再次成了共和派，宋教仁被刺杀的时候反对二次革命，真·袁大总统复辟帝制之时他支持武力讨伐……
其实在1927年国共联手北伐的时候，他是极度不乐见国共那种“平民主义”政策的，还希望能重新出山替北洋政府挽回大局呢。
“幸好”他此时已经身染重病，不然很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要比他那位老师可敬还可爱。
小梁甚至自己也觉得自己萌萌哒，所以他提出了“趣味主义”，他本人也自诩为一个“趣味主义者”，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我的人生观拿趣味做根基。”。
这和我们信奉“因吹斯听主义”的袁大师可谓是不谋而合啊。
当然啦，他们两人提倡“因吹斯听”的出发点不同。
梁启超是从当时国凋民蔽的现实出发，以生命活力之激发和人生趣味之实现，直指社会的腐朽、人性的浑噩，鼓励民众以炽热的情感投入生活，以积极的姿态面对生命。
这其实是一种结合了西方启蒙主义和东方儒家思想的审美理念。
袁燕倏的“因吹斯听主义”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他当不了“不那么因吹斯听”的革命者，那么只好来当“非常因吹斯听”的愉悦兼装逼犯了。
就是这么简单。
张东荪也是哈哈一笑道：“鸿渐兄，任公在给我的信里对你那是大加褒扬，说你是年轻一辈之中的顶尖人物。”
他顿了一顿，语重心长地道：“他老人家从不轻易许人，照我看他对你那是极为激赏啊。所以呢……”
所以呢……什么啊？
我们袁大师心想，老张你这话说到半截又是怎么个意思呢？
明白了！
他是个多么灵省的人，一看张东荪笑而不语还有点期待的样子就猜出来了，小梁这是要收我为徒么？
能当上梁启超的弟子那无疑是极有面子和逼格的事情。
就说“我的朋友徐志摩”，他是在张君劢的极力推荐之下，还有他父亲送上一千大洋拜师礼的面子之上，小梁才点头把他收入门中。
而这一次，梁启超是“主动”让袁燕倏“主动”拜师。和槱森兄相比，面子大了，逼格也高了。
只不过他对此心中只是一哂，真是的，当今活着的人之中谁特么有这个资格当我的师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袁燕倏突然想起自己还真有个正儿八经的师尊。
这个“师尊”不同于普通的教师，而是所谓“天地君亲师”当中的“师”。乃至于“鸿渐”这个字也是这位“师尊”帮他取的。
说的丧气一点，这位“师尊”如果过世的话，我们袁大师还需要去披麻戴孝当半个孝子呢。
话又说回来了，袁老爷子为了自己长子拜入人家门下那是花了不少心血的，不然我们袁大师真还当不了人家的徒儿。
当然啦，这是穿越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如今也不好不认。
不过梁启超这种老师，他是绝对不会去拜的。
“这个么……”袁大师正在想辙要婉拒此事的时候，有佣人走进了客厅。
“大少爷，印书馆送来的报纸。”
这位佣人送上了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还记得吗，每月二十五日正是《小说月报》的发刊日。
要说到目前为止，“湖海之争”最大的得益者居然是沈雁冰。
随着南边和北边的大人物加入战局，这场论争那自然更加热闹了。就连文化界之外的普通人都知道袁大师和康圣人正在互相攻讦呢。
小沈乘着这个机会就为最新一期《小说月报》大打特打广告，他还经由张元济总监理的同意，印刷了整整五万份，而且是在上海周边地区同步发行。
要知道《小说月报》在此之前的最高发行量也不过一万份而已，沈大主编一口气翻了五倍……不过在袁大师看来这还有点小家子气，要是他能做主，那就一口气翻十倍。
同一时间。
南京青溪，散元精舍。
青溪是三国时期吴国开凿的人工河，我大萌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填前湖筑明故宫，青溪之水内外俱绝，就此成了地名。
这条河流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名气，唯一沾点边的历史名人是北宋时期的方腊方大教主。
而在晚清，又有一位历史名人定居在此。
“父亲，你今日精神大好，可见这病快要痊愈了啊。”
“师曾，我这病眼看是快好了，不过为父看你脸色就不太好。你也不要到处跑了，在家里好好养一养……”
这对同时在家养病的父子可都是大名士，父亲正是“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儿子名叫陈衡恪，字师曾。他们家还出了一个和袁大师见过面的陈寅恪。
没错啦，陈三立便是袁大师差一点都想不起来的那位“师尊”啊啊啊！！！
前文提到过，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陈三立移居南京。没过多久，他父亲晚清名臣陈宝箴去世。
而在此之前的“戊戌变法”之中，陈三立因为父亲牵累也被我大清罢官。
经过这两次打击，他无心于仕途，于是在金陵青溪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古文辞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闲来无事的“袖手人”陈三立开了一所家学。
这个时候我们袁大师年方七岁，赛里斯人一般五岁开蒙，他已经是读了两年书，有点基础的小蒙童了。
袁老爷子那是费尽心思，总算把他塞了进去。于是袁燕倏就成了陈三立的学生，陈寅恪的师弟。
到了1905年，陈三立跑到江西和人创办了江西铁路公司，没时间教学生，这所家学便解散了。袁燕倏也打道回府，去读新式小学了。
按照赛里斯的师道传统，就算他只在陈三立门下当了两年学生，但是师徒名分一直是存在的。
说完了袁大师的师尊，再讲讲他的大师兄，民国画坛名家——陈衡恪。
陈大师兄是周树人的老同学，他们在同一时间进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两年后他们也一道东渡日本，归国后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职。这么有缘分的两个人自然是好朋友。
他们还经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鲁迅日记》里，有数十处提到陈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是请陈衡恪用篆体题签的。
陈衡恪还是齐白石的大恩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齐白石。
1917年，55岁的齐白石避乡乱居于北京，以卖画和篆刻为生。当时，他的作品比一般画家便宜一半，依然无人问津。
陈衡恪恰好在琉璃厂见到齐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赏不已。在他的宣传之下，老齐才算能混口饭吃。
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赴日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带去了数幅齐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价销售一空。法国人又在东京选了陈衡恪和齐白石的作品带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陈、齐二人一时名动海外。
此后，齐白石的声誉蒸蒸日上，终成一代大师。
可惜的是，陈大师兄的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照这么下去的话，再过两年就会英年早逝。
梁启超还在悼词中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嗨，民国大师们的圈子实在不大，这帮人要拉关系总归拉得到的。
陈衡恪先是喏喏称是，接着便道：“父亲，我这次去夫子庙中买到了一份报纸……”
“师曾，就别提那些报纸了。”
陈三立有些不高兴地摆手说道：“这几天报章上都是康长素和袁鸿渐的消息。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在闹些什么？！”
“哎……”
他老人家叹了一口气道：“为父原本还颇为收了鸿渐这个学生而感到高兴，他的国文诗画么……也算不得用心，没想到在小说一道上有着惊人天分，连洋人也不得不拜服……”
讲真，我们袁大师最让赛里斯人服气的不是他的白话文小说，而是那些洋文小说。甚至连陈三立这种国学大师也难免有点自豪。
“父亲，说起来我这次买到的便是鸿渐最新的白话小说。”他的长子见缝插针地说道。
“哦，拿来为父看看。”
陈三立这位国学大师还是颇能接受新鲜事物的，而且他学生那些白话文小说都是“知识分子文学”的阳春白雪，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也不是什么黑幕小说，绝对不是下里巴人。
“咦？”
他接过《小说月报》一看，就发现不对了。这本杂志居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竖版繁体，一个是横版简体。
而这两个版本的第一篇文章全是袁燕倏亲笔写的说明，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一下袁氏汉字、汉文和汉语拼音。这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而在这篇说明文的最后，他老人家终于第一次在全体赛里斯人露出了“狂士”的狐狸尾巴。
文曰：笔者敬告全体国人，汉语言的出路便在此三大标准之中。
若不按此三大标准革故鼎新，汉字必衰，汉文必朽，汉语必亡！
笔者言尽于此，请诸君拭目以待。
“待你……”
陈三立这位一辈子都没有骂过人的世家子弟看完这篇文章差点连脏话都脱口而出。
“真真是不当人子！”
快到古稀之年的他“蹬蹬蹬”三个大步走到了书桌之前，抽出一张信纸，拿起一支毛笔，便开始奋笔疾书！